有个思想准备。主意一定，通知就发出去了。张宗逊、贺炳炎、廖汉生、王震等一班人打马就到。大家济济一堂，不知为什么，心情都有些激动。
习仲勋来了段开场白，讲了讲情由和意图。彭德怀插上说：“我们要去中央开会，有么子话，大家就说……”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谁都似乎没想好。憋了一会儿，贺炳炎和廖汉生说：“没啥子要说的，要是碰到贺老总，帮我们带个好。”
黄河两岸贺龙得水，陕北小村江青认亲
贺龙病了有些日子了。胆囊炎复发，又有高血压，人住在晋绥军区的碧村医院，心却一刻也不安宁。这几个月来，一条黄河在他的梦中简直成了扯不清的丝带，有许多关爱、许多担忧，全部放进那些琐琐屑屑的日常事务之中，什么筹集军粮、输送物资、选调人员、开办兵工厂以及土地、戒烟、商埠开业等，总之，晋绥因为有贺龙，后方也成了前方——而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西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永远是块坚实而稳固的后方阵地。
风格决定一个人决不和别人混为一谈，风格即人。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3月16日组成时，毛泽东对贺龙只说了一句话，他告诉贺龙，彭德怀请求暂时指挥陕北几个旅及后勤的两万来人，他认为很好。毛泽东说：“晋绥有你贺老总坐镇，我们才踏实。”
贺龙没有说二话，很爽快地拥护这个决定。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党的军队，自己带得，别人也能带。他说：“要是我贺龙带的部队，别人指挥不动，就说明我贺龙的党性有问题。”那时，他亲手组编起来的晋绥野战部队有三个纵队，一纵已于前一年冬天西渡黄河开到延安。显然，延安要撤守、要跟胡宗南“转战陕北”，这么一点兵力还不够。
说完痛快话，贺龙回晋绥第一件事就是把王震的二纵也送过黄河。分手时，贺龙跟指战员们千叮咛万嘱咐。部队出发后还不放心，还要托人带信给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说：“你们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坚决听从彭老总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毛泽东说得对，晋绥的天顶起来了，陕北才踏实，否则，局面不可想象。这还不单单是因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绥，最重要的是陕北战场人穷地窄而须负载重兵周旋的现状。
虽然中央军委有“以战养战”的策略，但未战之前总得先有“本钱”，前期基本投入——兵员与粮草从哪里来？如果这一最基本的“供血”没保障，打胜仗也只能是句空话。不能打胜仗，何谈“以战养战”？这是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贺龙的任务就是为河西的陕北战场“造血”。这个后方“大老板”不是好当的！他的家底太薄了，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和十来个地方团队，而硬邦邦的任务却有四条：一是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自身稳固，二是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在晋西北工作上的安全，三是配合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友邻部队作战，四是给陕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员和物资。
贺老总的性格是，肩上担子越重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跟贺龙会了一次面。那时中央枣林沟会议刚开过，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刘少奇带一班称作“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人马去河北；叶剑英和杨尚昆带一班称作“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人马，留驻晋西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阵地仍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把舵。周恩来要同贺龙一起研究中央机关到河东晋西北人员去留问题。周说：“人多头绪多，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和妇女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都靠你贺老总来安排。”贺龙挺着胸脯：“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回陕北一汇报，惹得毛泽东好一番感慨。毛泽东说：“我相信，贺龙点过头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些话当然也包含着很深的个人感情。谈完公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呀，贺老总对我们有意见呀！”毛泽东一听很惊讶，急问是什么意见。“什么意见，他对我们留在陕北很不赞成，想不通，认为这是冒险。他还狠批了我的警卫员一顿哩！”毛泽东本来想笑，听到后一句话又吃惊起来。周恩来解释道，贺龙听周的两个警卫员说贴身只带着两支短枪，立刻板起脸就训开了：“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乱弹琴！两支短枪，这怎么行啊！射程那么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训过人之后，贺龙的气还不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对周的警卫员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人搞一支卡宾枪，再给几百发子弹，你们千万保护好周副主席。要是出个岔子，我可不讲客气哟！”
武器弹药在晋绥这个被看作后方的地方，也相当紧张。那时彭德怀“三战三捷”的好戏还在酝酿阶段，部队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正准备做“大买卖”，急需投资“本钱”。
彭德怀求援电报还没发出，贺龙已把2000多发各种炮弹和几千支枪及一批子弹都准备好了。他同李井泉商量：“怎么搞呀井泉，吕梁、绥蒙两个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