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搞得他无可奈何，只得摊牌。他说：“战报发出后，已经由盛参谋长转报国防部。这是根据，你就不必再问了吧。”既然木已成舟，范汉杰还能不知趣吗？干脆，就此打住。
记者们管不了那么多，听到风就是雨，文章越做越不沾边。本来，胡宗南在19日下午5时给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已重新精心计算了一番，把调门控制了一下，措辞改成：“据初步统计，共产党军队伤亡约10000余，投诚2000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缉流亡中。”没想到第二天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时，那些惯于“发馒头”的吹鼓手们竟给这条电讯加上一个“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产党军队一万余人”的大标题。这一来，将“伤亡”与“投诚”全都变成“生俘”，“气魄”和“勇略”是有了，胡宗南的麻烦也接踵而至。全国各大城市大报小报和一些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蜂拥了过来，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要用镁光灯与摄影镜头来证实一切。
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这一出戏无论如何得演下去。好在他谙熟此道，轻车熟路。没费太多周折，就布置好一个偌大的舞台。
胡宗南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清查仓库，把一些半旧不新的枪械全部翻出来，一捆一捆整理好，统统送到“战绩展览中心”展览，供记者们照相；第二件事是将原来强迫编组的一些还乡团、地方团队和从陕南关中动员过来的运转部，以及一些莫名其妙抓来的民夫，全都伪装成共产党军队俘虏；第三件事让董钊派部队到延安东郊荒山上，“创造性”地伪造出大片坟堆，充当被击毙的共产党军队坟墓……
这在胡宗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心中并不踏实。
确定攻略延安时，胡曾预设了三种可能：第一种“最好的结果”，是“捣毁”与“活捉”，“将中共高层人物一网打尽，以绝后患”；第二种“次佳结果”，是中共首脑侥幸逃脱，然而却能于延安附近“聚歼”陕北共产党军队主力；第三种“最坏的结果”，是消灭共产党军队相当力量，捕获相当数量的俘虏，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和机密文档。然而，现实情况太出乎预料！延安坚壁清野，使胡宗南“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面对蒋介石一日三问，他只好拼命让部队搜肠刮肚，然后捏造什么“机要文书”“绝密档案”之类，并罗列长长的清单，上报到国防部，一个劲鼓吹这些东西如何如何具有“重要价值”。
延安可遭了殃啦！那些失去约束的国民党官兵初进这座大名鼎鼎的红色首都时，谁不想抱个金娃娃？可一进城，看到不论机关、店铺或是居民住户，所有门上都挂着一把大锁，锁上贴着封条，写着“不许乱动家具”“我们还要回来”。有的整面大墙壁上也用石灰水刷着巨幅标语。“战绩”在哪里？“金娃娃”又在哪里？他们开始大撒其野，烧、砸、抢、掠，不知道如何发泄才好。
当年《晋察冀日报》有一篇题为《民主圣地延安变成人间地狱》的报道，记录了一点儿皮毛：“……凡是延市群众均要到‘检查站’检查，该站设在北门外，原地区联防司令部旧址。经过检查认为无问题者，始能至蒋记市政府登记，领取良民证认为合法公民，但仍不能自由行动，白天替胡军运输担水及其他差役，晚间则集中居住，男人一律住在南门外南关，女人一律住在北门外大砭沟，并抽出一部分群众强迫进行侦察训练，组织便衣队，凡是认为不妥分子，大批送西安。胡军纪律败坏已极，群众呼为‘败军’。延市北门外大砭沟至联防司令部一带民房全部拆毁，用木料去作工事，土墙推倒，锅碗等掷于路旁或山下。延安县南二区二乡一个村的统计，被胡军抢去的牛驴60余头，羊100余只，猪、鸡不计其数。胡军经过，不论柴草门窗，见着即烧火，许多村庄房屋成空窑。胡军奸淫之风极盛，延安总部旧址王家坪一带妇女大部被奸，北门外何庄坪卞某之妻被八个胡军轮奸。胡军还自称‘不过火’，一个刚生孩子三天的产妇，因拒绝强奸被捆在树上冻死……”
这就是蒋介石希望日后记者们领略的“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它当然不会妨碍胡宗南获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更不会妨碍他领受蒋介石重重叠叠的其他嘉勉。其实，在蒋介石心中，就算胡宗南攻占了一座空城，也是“空前大捷”，值得庆幸。因为失去延安，共产党军队“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雪我十余年来的积愤”“为党为国雪二十年之耻辱”。
老蒋这一态度，令胡宗南本人也暗暗吃惊。短短两天时间，让胡宗南领悟了很多东西。他开始坦然地迎着鲜花与掌声，一任自己陶醉过去，舒舒服服地觉得自己仿佛真的成了英雄。
寂寞“英雄”胡长官上当，“鞭打慢牛”张营长立功
胡宗南依然和熊向晖一起，穿着普通士兵灰棉军服。因为进占延安的成功，举国上下沸沸扬扬，他必须敛着心情去处理一切。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原则：大家都笑时，他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