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把刘汝明八兵团的一线部队“包了饺子”。
此情此景在国民党的所谓《戡乱简史》中有真实的记载：“满江尽为匪船，首尾相接，络绎不绝。”“匪船过多，我顾此失彼……乃被迫撤向芜湖下游。”该笔吏哀叹解放军的气势“几有所向无敌之概”。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晚九时，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二百余里、纵深十至二十里的登陆场；又经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作战，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安庆守敌弃城而逃，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
至此，第二野战军成功地突破长江防线，从战略上切断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与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而第二野战军由于战略战术得当，第一批渡江的三、五兵团的六个团，伤亡还不到十人。
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至扬中段。
东集团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江阴至扬中段为汤恩伯的重防之地，忧患之地。倘若此段防线被突破，他保卫大上海的计划将付诸东流，因此他将精锐五十四、二十八和第四军沿南京以东配置。防守江阴要塞的是二十一军，一色美械装备的精锐之精锐。
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深深的眼窝里蕴含着冷静与智慧，他一面将他的两个兵团八个军三十五万人马一一布好阵，一面拨动他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安插在敌垒里的“策反”轮子，双管齐下。当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部得到江防前沿部队“共军开始渡江”的报告时，粟裕的突击队已经登上了江防阵地。粟裕一览群山的战略眼光与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华，再次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长河中重要的地位。
由于策反的成功，江阴要塞七千余官兵就地起义，掉转了炮口，接应渡江部队。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源源不断地从江阴这个突破口登陆，这使得东集团的渡江作战得以神速地长驱直入。次日晨，东集团军随着一轮红日的冉冉上升，不断地扩大战果，击溃了国民党三个江防军，使其江阴至扬中段长江防御彻底瘫痪。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一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百万雄师激战长江天险，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四岁，他就是王近山的儿子蛮蛮。在他被抱上船头的时候，幼小的生命已经和他的父辈一样，全部交给了革命。他和百万勇士一起经受了大江激浪和炮火的洗礼，火焰喷射器发出的火焰和热浪将他嫩白的小脸炙得紫红。那是一个铸造英雄的时代和时刻，小蛮蛮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刻，这使他终生受益无穷。这要归功于他那“疯子”爸爸，这事在常人看来，做得确实有些“疯”。
为纪念那不寻常的时刻，渡江后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可是偏偏漏掉了一位，那就是四岁的蛮蛮。他不依了，带着哭腔抗议道：“为什么我没有？！”
“是啊，”王近山笑了，一拍脑门，“怎么把我们的小勇士给忘了？给，我的这一枚属于你了。”
“不要，我要我自己的！你们为什么忘了我？！”
长江被解放军甩在了身后。
在渡江大军强大的攻势下，守防蒋军溃乱不堪。汤恩伯一看江防军大有被解放军沿江分割围歼的危险，立即于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下令总退却。他命令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路撤退；命令芜湖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杭州方向撤退。他要以两路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防线，固守上海。江防线上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和没有接到命令的江防军，全部夺路而逃，状若惊马迷羊奔兔。一时间江南大小公路、土路黄土飞扬，遮天蔽日……
桐城的刘伯承，手上的放大镜又锁定了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
他分析，敌人成建制地向南撤退，有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成了敌军退却的唯一通道。
他喝了口水，背手转了半个圈，突然止步，对参谋长李达说：“我们要立即改变原来的作战方向。”
李达随刘伯承走近地图，刘伯承继续道：“我们的主力不再与三野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线之贵溪、上饶、衢州，直至义乌一线。这样既可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又可斩断蒋、桂之联系，以全力迂回于蒋军的侧背，给其以狠狠打击，扩大我预定的京沪杭会战范围。”
李达说：“好。我马上报总前委。”
当日，总前委批准了这一方略。同一天，第二野战军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徽杭线给各兵团的指示》，要求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街州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应加快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
各兵团闻令而动，人不停步，马不卸鞍，日行一百二十华里，向南挺进，开始了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的大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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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一日，南京国民党立法院贴出紧急布告，要留在南京的二百二十五名立法委员立即乘飞机离开，已在明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