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谈不上战。就“战”而论，随着部队到了江边的湖汊湖网，新的问题也出现了。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黄土高原和豫北平原的子弟兵，他们的一双脚，一天一夜跑上二百里，不起泡，不红肿。若让他们骑上马，在那辽阔无垠的大平原上奔跑，他们能撒开缰绳，空扬起双手，在人们的喝彩声中来一段精彩的骑术表演。
现在，他们那些“绝活”几乎全派不上用场了。在湖上一圈兜下来，他们的五脏六腑都倒了个个儿，哇哇直吐。长江还没见着，长江的这些小分流就把他们折腾成这副模样。于是在他们心底装着的那个长江——“一江春水，两岸桃花”，不再如诗如画，面目变得狰狞起来。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
“听说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是‘面善心恶’。”
“长江里有‘江猪’，比地上的老虎还凶！”
“还有咬船的矶石，说是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而他们面对的任务又十分紧急，要求“半个月内必须完成一切渡江准备”。一切，囊括了渡江所需要的全部：侦察、情报、船只、水手、战术、技术……刘伯承再次嘱咐他的部队，“万勿娇情疏忽”。
燃眉之急的是船只和水手。
共产党的军队再次显示了他和人民的鱼水之情。听说是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来到江边，“逃反”的、流浪他乡的，陆续返回家园；胆子大些的，被抓到江南岸的也偷渡过来。部队在宣传渡江意义的同时，将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救济那些“青黄不接”闹春荒的人家。地方工委配合部队制定了船只征集政策，宣布：有主的船只，使用后确保物归原主，无论新旧，损坏赔偿；无主的船只，谁发现打捞并提供给部队的，将来就归谁。布告贴出后，船主和知情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一位老和尚被部队的卫生员从疟疾的病魔手里夺回了生命，他说：“大军仁民爱物，不可不助。”他在签筒里做了点儿手脚，使那些对部队依违未定的船主到庙里问吉凶时，总得好签，以为大军得天意相助，遂踊跃交船。
有了船，不等于有了水手。将船工变为敢在炮火中强渡的突击队员，比征船更为艰难。那些教育战士颇有一套的指导员、教导员，凭着自己的热情和经验，召集船老大们开会、座谈，忙活开了。
那一天指导员靳虎堂组织船工们开会，他滔滔不绝，大谈“土改翻身”，大讲“渡江意义”“军民合作”。他是经过认真准备的，讲得头头是道，自己都被感动了。看看船工们，有的不知在想什么，有的伸着懒腰，有的干脆蹲在角落里打瞌睡。靳虎堂问道：“老乡，你们有什么感想？”
“听不懂……”“坐太久，屁股疼。”
一盆冷水下来，靳虎堂感到说不出的沮丧和失望。
地方党委得知此情后，笑道：“你们把搞土改的经验搬到这里来，怎么行？他们都是跑码头的，见识广，吃亏多，疑心大，不轻信。但他们有他们的脾性，讲义气，重义情；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你真心对他好，他拿脑袋换。他们都在‘帮’，就是‘三番子’。在‘帮’的人，都论辈分，‘老头子’一句话就是圣旨。”
秦基伟首先出面将“老头子”请至“帐中”喝酒，请他“参与军机”；师团主帅也请“大辈分”的人聚餐同饮，请他们出点子；指导员、教导员都上了船，和船老大聊家常，交朋友；战士们则像徒弟服侍师傅那样，上了船首先集体向船工敬礼，端饭递水，虚心学艺。除此之外，对船工家属的生活一律优待；对于帮助部队有功、有特殊贡献的，颁发记功令，挂光荣旗，领导宴请，记者照相。
那些经常喝几口老酒，衣襟大敞的江湖汉子，把手掌重重地往战士的肩上一拍，另一只手握成拳砸着自己的胸脯：“老弟，一百个放心。有船在，就有我在。有我在，就准保送你们过江。”
“别把我看成糊涂虫，你们大军为哪桩来过江的，我还不明白？命只有一条，你舍得丢，我留着干什么？！”
“老弟，人穷志不短。俺们都是有血性的，生平恨的就是那些压迫派。从古到今，没见过你们这号好人。要说送你们一船都不干，还算得上是闯江湖的汉子？”
“一句话，不送大军过江，枉为今世人！”
水上练兵开始了。
农历三月天，冬眠的虫子刚刚苏醒不久，战士们甩下棉衣，赤条条只剩下一件短裤。他们一整天一整天泡在彻骨凉的河汊水网里，有的抱着一块门板，乱扑腾；有的抱着一根粗茅竹，扎猛子；有的一拱一拱，像狗刨。风里、雨里，这些“旱鸭子”终于习惯了水性。
晴空下，湖水波涌，泱泱一片。船工们带领着新徒弟，不时发出短促的叫喊：“左舵！”“右舵！”“半篷！”“满篷！”……船身笨拙地移动开来，在湖里打转转。新徒弟急得憋红了脸，越使蛮劲，船越转，船工哈哈大笑。风停了，船像被水吸住，再不肯动。小伙子耐不住性子，仰起脖子，瞅着桅杆顶的小风信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