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做渡江的准备，先后派出三批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南下，对长江的渡口、水文以及与长江相关联的湖河港汊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绘制了地图。第三野战军分布的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军事情报网络搜集的大批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和各类军事地图，也为这次会议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粟裕在淮海战役之后，回济南治疗了胃病。这个常年伴随他的疾病，每每在他极度紧张、疲劳之时，都要恶性发作一次。从他那黑瘦的面颊、重重的眼晕上，可以明显看出病魔和疲劳还没有离开他。这个生性沉默、不苟言笑的“粟郎”，永远是那么沉稳恬静，如同一潭幽深清澈的湖水。毛泽东注意到他的不凡，曾经认真地望着他的凹眼睛，问他是不是少数民族。粟裕摇头。其实，粟裕是侗族人，生前他却一直未知。湘西山区那个有着一片枫树林子的农家小院有他童年的记忆，但那个小院不知道自己养育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
粟裕在会上发言，他着重指出：汤恩伯有七十五个师，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五十四个师，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位于浙赣线上的有二十一个师。白崇禧的四十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江防的有二十七个师，第二线有十三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有舰艇一百三十余艘，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从近期得到的情报分析，敌人长江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不足，二线部队几乎没有。如此看来，敌人有可能在我各路大军顺利渡江的形势下，形成溃退局面，撤守浙赣线做纵深抵抗。
会议在研究具体方案时，谭震林发言指出：“军委要求我们四月十三、十四日渡江，那日正是农历十六，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于四月十五日，即农历十八的晚九时以前开始渡江。那时正值昏夜，出动有利。”
大家一致同意此建议。
讨论到渡江的具体办法时，邓小平说：“一九四七年我们大军南下，强渡黄河前，伯承同志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这次会议他没能来，我这里有一份《渡江作战之研究》，是伯承同志写的，非常有价值。”
陈毅接道：“伯承同志的这个《渡江作战之研究》我看了，能回答解决渡江中可能面临的许多问题，我看还是在这里念一下子。”他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材料，风趣地说，“伯承同志可是个大军事家、大知识分子，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陈毅照本宣科，众将官可要听好噢。”
“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刘伯承上来就抛出了一大堆问题，像一把钩子先勾住指战员们的心，而后才逐一分析研究，论据论理独到精辟，令人豁然开朗。可惜陈老总念得太快，那些做笔记的兵团司令员手忙脚乱，还是没记全。
陈毅说：“小平同志，干脆将伯承这份材料多印一些下发部队，你看如何？”
邓小平表示赞同。
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接过展读，一份曰李宗仁又从西北调了一个独立第九十五师增防江南。邓小平把电报递给陈毅他们，想了想，说：“对头，从前我在冯玉祥那里工作的时候，就晓得这个部队，现在又要见面喽。”
接着，邓小平又看第二份电报。看着看着，他突然倏地扬起了双眉，欣喜地高声说：“好啊，毛主席、党中央，昨天进北京啦！”当时北京还叫北平，但是在座的人都听到邓小平说的是北京。
这个消息使会场为之欢腾。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北平是情理中的事，然一旦这一天成为了现实，那种振奋与激动，还是让这些数十年横刀立马的将军们为之动容。这让他们切实地感到，新中国的诞生已为之不远，共产党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邓小平为了克制难以平静的心情，点上了一支烟，一口嘬下半截儿。不太喜欢说笑的他，这时不乏幽默地说：“哎呀，以后进京可要三跪九叩喽！”
三野的参谋长张震是个活跃的人物，接道：“可要小心哟，弄不好要被推出午门斩首的！”
陈毅大笑：“同志哥，还要刀下留情嘛。”
谈笑间，两张并在一起开会用的八仙桌已经拉开，摆上了饭菜。不等招呼，众人早围桌而坐，挥舞起筷子。
饭后会议继续，傍晚时总体部署完成。第二、三野战军一百二十万渡江部队，被划分为东、中、西三个作战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至枞阳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三十余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
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