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进窗内。
第二天大部队就来了。住进孙敦兰家南屋的是个胖子，四十多岁，不算高，大脸盘，大眼睛，大嗓门，跟着四个听差的。孙敦兰的母亲还是把大儿子、二儿子藏进了地洞里。
一天过去了，那胖胖的官只在傍晚到村外溜达了一会儿，一整天都没出屋。到他屋里去的人倒是不少，个个匆匆忙忙，拿着纸、本，喊着“报告”出出进进。孙敦兰的父亲对母亲说：“这些兵倒像是新四军，在村里征粮草都是公买公卖，不打人，不抓丁，不看女人，穿戴也齐整，跟刘汝明的队伍不一样。我看还是把两个小子叫出来吧。”
母亲同意了。孙敦兰说：“别锁我了，我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外面唱歌呢。”母亲也点了头。
第二天孙敦兰的父亲出门到田里去，那个胖胖的官笑呵呵地打招呼说：“老板，种了几亩田？”
“四亩，长官。”
“庄稼长得好不好？”
“托长官的福，今年雨水不缺，麦子、稻子都还可以。”
“哈哈，我没有福啊，老板是托自己的福噢！”说着进屋去了。
孙敦兰的父亲在院门外问站岗的兵：“住我家里的长官是个大官吧？人很和气哩。”
站岗的兵说：“是个团长。”
这天夜里，孙敦兰大伯的儿子孙敦荣悄悄对他说：“三哥，告诉你，这回来的大军稀罕事多呢！我家住的那矮个头儿官儿，天不明就用井水洗身子。真的，不信明天你早起去看。”
次日孙敦兰早早爬了起来，溜出门去，孙敦荣已经在等他。两人跑到孙敦荣家的围墙后面，透过篱笆的缝隙，果真看到一个矮个子的人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裤，撩着一大桶冰了巴叽的冷水在冲澡。孙敦兰看得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身上的棉袄。
孙敦荣低声说：“三哥，看他洗得挺痛快，咱们也试试？”
孙敦兰犹豫地：“那不冻猴啦？”
“你看他，身上都洗红啦，他咋不冷？”
“他们这些人会闹鬼儿，能把人装到一个很小的盒子里；不用洋油，不用火，手一碰，灯会自己明！”
“小鬼，你们在那里做啥子嘛？”那矮个子官发现了他们。
他们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嘀咕：“他们为啥都管小孩叫‘小鬼’呢？”
“大概……他们都是‘大鬼’吧。”
这天站岗的兵给孙敦兰家里人打招呼，说这几天南屋要开会，让他们配合配合，安静些。
果然，这一天来了不少人，院外停了好几辆小汽车，南屋里不断传出笑声。从窗子可以看到，那个胖胖的官和一个瘦老头儿最能笑；那个洗冷水澡的矮个子不好笑，抿着薄嘴唇抽烟，看他们笑。孙敦兰又被母亲锁在屋里，因为怕他瞎胡闹，影响南屋开会。四十八年后，孙敦兰老先生对笔者说：“哪里知道，那时候屋里坐的都是中国的元帅和将军。住在我家的是陈毅，住在孙敦荣家里的是邓小平，那个瘦老头儿是谭震林——其实他那时候也不过四十多岁，在我们孩子眼里他可是个老头儿了。长大后我喜欢看历史书，看了一些回忆录，一对号，可不得了，原来那个‘鼎定乾坤’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就是在那几天研究形成的，就在我家这座土坯茅屋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会议室了吧！……”
孙敦兰老先生说得不错，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总前委会议在孙家圩子召开。刘伯承正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不能到会，其余四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都出席了，华野参谋长张震和一些兵团司令也列席了会议。
这些老总们各自独当一面，很少能得一聚，少不了互相问候、打趣。谭震林听说陈毅得了一个“海柳烟嘴”，便有“共产”的“企图”，说：“听说仲弘（陈毅的字）先生近日得一宝贝，也不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小气了嘛。”
陈毅狡黠一笑：“林老板，想打我的‘秋风’吧？本人就是不上你的当！”
众人大笑。
邓小平点了支烟，宣布会议开始。他首先传达了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而后宣读了三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的军委来电。
军委在三月十九日的来电曰：“……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大约在四月五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二十二日的来电指出：“……如此，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时间是极其紧迫的，渡江战役即将拉开帷幕，这次战前会议即具体确定渡江方案的会议。
邓小平指出会议的总原则是：要做好敌人集结兵力于京、沪、杭地区，暂时与我对峙或决战的准备；要考虑渡江后站稳脚跟，巩固滩头阵地，打退敌人反扑，尔后乘胜向纵深扩大战果。
这个原则是在粟裕的情报网搜集的大量情报基础上提出的。
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就有派粟裕渡江的战略构想，后听取了粟裕的意见，推迟了这一行动。但一向有着“超前”意识的粟裕，从那时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