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后，他清点了一下，共捉了七十个俘虏，缴了两挺轻机枪、二十四支步枪，还有两匹大洋马。
二营司号员刘金才是在汤阴解放过来的。总攻开始，他跟着部队冲下山，先用手中的号嘴顶住敌人的腰眼，空手夺过一挺手提式机枪。打着打着，他和部队失散了。一股敌人向这边跑来，他也忘了就他一个人，大喊：“缴枪不杀！”这一喊倒把敌人震住了——谁晓得有多少共军？敌人就把两挺机枪、一大堆步枪整整齐齐放在地上，排队举手投降。刘金才数数，吓出一身冷汗，十个！
又有五个敌人扛着一门迫击炮过来，刘金才冷静了，原汤原药加了点花招：“同志们，扛炮！敌人送炮来啦！”敌兵如惊弓之鸟，就地放下炮，不敢再动。
第四十九团七连王丑则是全军出色的机枪射手，每次战斗他都给大家留下说不完的故事。因为他耳朵聋，同志们都叫他“聋英雄”。
在高山铺战斗中，王丑则只身端着机枪到村子里搜索。他发现在一个院子里窝着一堆敌人，就用机枪堵住门口，命令一个敌兵替他收武器，共俘敌一百零五人，缴步枪三十六支、轻机枪三挺、小炮一门、手提式机枪两支、电话机两部。事后别人问他，缴械时敌人都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光顾乐了，啥也没听见。”
第五十二团一连文书岳巍洪是第十七旅的模范文书，打仗的事却总轮不到他。这次他也随全连“撵鸭子”去了。没有手榴弹，他就边跑边扔石头。一块石头飞过去，敌人便以为是手雷，轰地散开了。他见同志们有的赤着脚，就捡敌人跑掉的鞋追着分送给大家穿。在一个山脚处，他捉住敌人五匹马，刚要往回赶，从山上又跑下来一百多匹马。他又是轰，又是赶，一个人忙前忙后，成了地地道道的“牧马人”。
在高山铺战役中，最清闲的是各旅的卫生所。一仗下来，竟没有几个伤员。第十八旅卫生所的医护人员闲得难受，听着漫山遍野的喊杀声，商量着出去和部队一起捉俘虏。突然，一大群敌人排着队闯过来，气氛顿时紧张。未料，这些敌兵全都自己放下武器。再看，全是伤兵，像回到他们自己家似的，要求包扎伤口。
医生们问：“是谁送你们来的？”
俘虏们答：“没人，我们自己摸来的。”
医生们全笑了。他们还没遇过这种事，两军对垒，伤兵自己找上门，要求做俘虏。
送饭的炊事员带回二十多个俘虏；查线的电话员捉了七八个军官；一个战士俘虏了一个连的兵；三个战士缴了一个营的枪……
这样的故事几乎说不完。
正午十二时，枪炮声完全停止，六架敌机出现在高山铺上空。
公路上行走着一排排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漫长队列，连绵不断的山沟里、缓坡上也是黄龙般的俘虏队伍，看不出一点与共军交战的迹象。敌机判断国军大概已经解围，于是俯冲盘旋，把从武汉装运的大饼、馒头统统投下来。
飞机越飞越低，几乎已经触到山尖。守在山上的第十九旅又捡了一次“洋酪”，无数挺机枪一齐开火。一架飞机立时中弹起火，拖着长长的黑尾巴撞在山坡上，摔得粉碎。
在山野里捡大饼、馒头的战士们一片欢呼。
高山铺一战歼敌第四十师和第八十二旅一万二千余人，大家都说打得顺，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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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清晨一片冷清，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
连着几天，邓小平清晨起来没有外出散步、做操，刘伯承也改了雷打不动的看书习惯。他们起床后，简单漱洗一下，就和全军将士一样，忙碌地做着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裁制冬衣。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毛泽东感到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倘若十万大军的冬装能在近期解决，那么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
这之前的九月十三日，中央致电刘邓：被服解决可能性如何？如无，准备派十纵护送。
刘邓认为，从解放区运送棉衣，不仅增加解放区的负担，而且要派部队千里护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耗费很大的力量。为了减轻中央的负担，节省人力、物力，刘邓当即回电：自己动手，就地解决冬装的困难。
收到回电，毛泽东深深感动，连说了三遍：“刘邓不简单！”
大别山北麓经济贫困，没有条件解决十万冬装所需的棉花、布匹。但是刘邓却利用蒋介石“围剿”的机会，跳到大别山南麓的富庶地区，争取到较为优厚的物质条件。高山铺大捷后，刘邓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利用战后休整，限期完成冬衣筹制。
湖北黄冈县的胡凉亭，一东一西两间农舍的窗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借着晨曦飞针走线。刘伯承眼神不济，几针便扎一下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