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二十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做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
七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方针……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掎角之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
给军委的复电已经两天了。
刘伯承微微皱着眉头，离开“门板床”，在桌上摊开河防图。
邓小平蹚着哗哗的积水走进来。
刘伯承抬起头：“写好了？”
邓小平脱下雨衣，把一沓纸递过去。连日来，邓小平实地调查，已经在解放区的报纸上发表了数篇抨击蒋介石企图炸堤放洪的文章。
“我们跟蒋介石是武的文的一齐干了。”
刘伯承换了一副眼镜看稿子。
邓小平俯身看了看河防图，说：“我派人请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工程师，下午来给咱们介绍阿城至东明一段河防情况。”
刘伯承走过来，指着图上的微山湖两侧说：“这一带有几处丘陵高地，必要时可以利用。”
“水火无情啊！真到了那一步，可就……”邓小平用铅笔敲着河防图。
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一座地主的院落里，房屋高而宽大。
李达面前七部电话机，拿起这个，响起那个。
李达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襄助刘邓，不离左右。刘伯承历来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是出了名的——四位主管干部没配一个秘书。大大小小的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组织实施、战后总结部署，都由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各级干部中，李达是休息最少的一个。他虔诚执著，多年来又耳濡目染刘伯承“心细如发”“周全缜密”的作风，所以事必躬亲。部队每到一处他就带着军政处处长杨国宇检查群众纪律，甚至连部队的临时厕所挖的地方对不对、掩埋得好不好都要过问。
过黄河以来，部队在战斗间隙还休整过一两天，李达却像上了发条一般连轴转。拿下羊山，部队休整了，他反倒更忙。往后方转送的，从后方调运的，车、马、人、物、吃、喝、拉、撒、住，哪一样想不周全都会出问题。最费精力的，是南下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构想。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不能“上了轿才缠脚”，他需要在兵马未动之前，给统帅部提供一份完备的战略蓝图。
李达被超重负荷压得头发一把一把掉，眼圈烂了般的殷红。他没有烟酒嗜好，实在难以支持了，就嚼一口大葱，喝一口醋，厚厚的嘴唇吧嗒一阵子。说不出什么道理，那疲惫到了极度，僵硬得失去韧力的神经在辛辣和酸涩的刺激中渐渐又恢复了弹性。
早上，刘伯承让卫士长“押”着李达去睡觉。刘伯承前脚刚走，他又偷偷溜回司令部。未料，刘伯承转了几圈又回来，一眼瞅见抱着电话机的李达，实在是火了：“啷个搞的嘛！这个时候，你要是病倒了，不是要我的命吗？”
李达憨笑着摆摆手，对着话筒喊：“不行！赶快把那里的电话线架通！随时报告水情。不行，三十分钟必须架通……”
刘伯承无可奈何，查看地图的邓小平也只是摇摇头。
情报处处长柴成文走进来报告：“现在又有桂系两个师往这里调，加上从陕北、山东调来的五个师和原有的东、南、西三面围敌，一共是十三个师，三十个旅，三十五万人。从所得情报看，敌可在两天内完成合击之势。”
刘伯承沉思。
李达说：“十一纵报告，已进入梁山以西，郓城以北。各部队都在想办法迷惑敌人——用石灰粉在主要道路的交叉口撒上向北的标志；在能通过部队的徒涉场、渡口，用高粱秆搓成向北的箭头；有的部队还沿途不住地打空枪。敌人不知所措，真的以为我们要北渡黄河。从徐州、开封调来的敌军尾追他们向北去了。”
“好！”刘伯承站起来，“让他们动作再大些，一定要造出主力北渡黄河的声势，吸引的敌人越多越好！”
邓小平：“必要时，可使一部渡河，彻底消除敌人的犹疑！”
李达：“十一纵新组建不久，我想让冀鲁豫军区配合他们向黄河佯动，牵制敌人。”
刘伯承：“很好，就这么办。”
李达匆匆离去，邓小平点着一支烟，刘伯承摘下眼镜擦拭。
走？留？十万大军面临抉择。战场局势不测如阴阳，难料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大帅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
刘伯承：“邓政委，我们马上开个会。”
邓小平：“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把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同志也都请来！柴成文，通知他们，速到！”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