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的六名代表，仅邵力子态度含糊，其余均表示反对。
综合六盘对局情况，周恩来认定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
当时，在六国饭店还住着一位“秘密特使”—黄启汉。他是“桂系”的谈判代表，早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同一天就来到了北平，最初是代表白崇禧，后来白崇禧放弃了“单干”，转而又代表李宗仁。
2月2日晚，周恩来将白天与张治中等会谈的情况向黄启汉详细作了介绍，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吗？张治中赴北平之前先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现在这个代表团到底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
黄启汉见周恩来怒气冲冲的样子，一直没有答话。他心里清楚，无论南京还是溪口，都不可能完全接受“八条”，在这一点上，蒋、桂没有区别。
周恩来是何等精明的谈判高手，当然清楚和谈最终不会有满意的结果。蒋介石是想借和谈加紧整训军队，那是缓兵之计！李、白则想划江而治，搞南北朝，那是黄粱美梦！但是，他必须通过和谈来戳穿国民党的“假和平”阴谋，教育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为下一步打过长江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另外，周恩来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争取李、白，孤立最反动的蒋系势力，以利于各个击破。周恩来让黄启汉速回南京，告诉李、白：“经过三大战役，蒋系主力消灭一光，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收拾残局，开始和平建设，我们主张和谈，但必须以八条为基础。李、白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也不应该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渡江，但是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
黄启汉终于摸清了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底线，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考虑到李宗仁在南京的处境，周恩来关切地说：“请转告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我们不会为难他。他应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赶来增援。”
4月3日，黄启汉飞返南京。李宗仁密召桂系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商议。白崇禧听了黄启汉的话，连连摇头：“必须以长江为界，组织南北分治的联合政府。中共坚持渡江，我们不能接受。”
两天后，李、白派到北平的另一位“秘密特使”刘仲容也返回了南京。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朱蕴山的，是“民革”李济深派来送信的。
李、白二人在南京大悲巷雍园1号白公馆，密会刘仲容和朱蕴山。
李济深在信中劝李、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毅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与蒋决裂。并指出：“德邻兄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德邻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
白崇禧看了信，露出不屑的神色，说：“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帮中共做说客，这是诱我们投降。”
“中共坚持渡江。”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南北分治恐怕是幻想。”
白崇禧仍不死心，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解放军是否可以不渡江？”
刘仲容说：“周恩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
白崇禧一听，火气就上来了：“如果中共要坚持渡江，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4月6日，李宗仁到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提出了两项要求：“请求华府垫支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最后一批军火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
司徒雷登明白资金和军火援助救不了南京政府，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
“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实为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验证在这种方式领导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
连美国人也撒手不管了！李宗仁的“代总统”无法当下去了，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
白崇禧建议与老蒋摊牌：“蒋氏不放弃权力，就请他复位当总统；不愿复位，就放弃权力。二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4月10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赴溪口，将一封亲笔信转交蒋介石。信中说：“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
蒋介石回话，请李、白于17日到杭州笕桥机场会晤。此时，国内和平谈判已到最后关头，李、白无法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