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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决议
林彪渡过松花江，率前指机关撤退到五常，距哈尔滨还有100公里。千里跋涉至此，累得骨瘦如柴几乎要散架了，往铺板上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林总病了！这个消息传至东北局，彭真等领导人的心都阴云弥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众所周知，林彪身体不好，说病就病，本没什么奇怪，可大家明白，此时林彪“病得正是时候”，似乎另有深意。
这个猜测不久便被证实了。
东北局让林彪去哈尔滨治病，可他却拒绝了。哈尔滨乃北满首府，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其繁华程度不亚于沈阳和长春，医疗条件自然比五常好得多。林彪不肯去哈尔滨治病，手下人一劝，他就发脾气，说：“我就是待不惯大城市，我宁可去辽南打游击也不住洋灰大楼。谁愿住大城市谁去！”
此时，在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为今后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辩论。
“我们从山海关退到锦州，又从锦州退到四平，一直没有站稳脚跟，关键在于没有巩固的后方根据地。”陈云道，“现在我们退到了松花江北岸，该认真考虑怎么才能站稳脚扎下根的问题了。”
罗荣桓说：“一定要好好利用这15天！”
东北局领导人在辩论未见分晓之时，为稳定混乱的局势，作了三项指示：
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二、确定坚持以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四平战役之后，中央也在考虑应付东北的危急局势。为此着急的还有“远方”（莫斯科苏共中央），他们曾极力主张死守四平，遏制美、蒋势力向北发展。四平防线崩溃后，蒋军千里追击，使“远方”焦虑万分，他们提出了新的建议：赶快在关内打起来，以拖住蒋军，否则北满就要丢光了。
6月7日，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向国民党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仅十天，即连陷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敌3万余人。蒋介石惊恐万状，害怕失去济南、青岛等战略要地，慌忙将拟调东北的两个军投入关内战场。
一年后，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
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除了山东大打之外，贺龙部、聂荣臻部和刘伯承部在关内也有军事行动。这在当时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说：“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1946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月17日，当聂荣臻部攻克朔县时，距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只有九天时间。
当然，蒋介石“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四平战役的结局对国共双方战略方针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影响了两党的前途，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当林彪处于消沉时，他的命运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立即派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去请林彪回哈尔滨。
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这回没发脾气。只是多穿了一件衣服，一路咳嗽着到了哈尔滨。
建立根据地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东北局常委统一了思想认识。罗荣桓说：“修改东北局决议草案的依据，必须是去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亲手创建了无数根据地，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党委决定由陈云起草新的决议草案。陈云在草案中号召广大干部：
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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