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投过来，各自向陈再道诉说着什么。面对这千万双眼睛，陈再道似乎理解了他们的诉说，默默地点了点头，快步走进舱门。
在机舱里，陈再道等人按照不准随便交谈的规定，各自坐在座位上想心事。一开始，陈再道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自己也不知想了些什么，渐渐地，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几次与毛泽东谈话的情景：
建国之初，陈再道在河南军区任司令员，军区机关的所在地是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古城开封。1952年10月的一天，陈再道们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说毛泽东视察黄河，路经开封，要停留几天。省军区要作好接待工作，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古老的开封百废待兴，毛泽东住在哪里为好，陈再道考虑再三没个合适的地方。最后，陈再道决定自己从红洋楼搬出来，让毛泽东在那里下榻。这座两层的红洋楼，是解放前一个外国人修建的。这在当时的开封来说，算个条件不错的住处。
毛泽东来到开封后，住进了那座红洋楼。而陈再道的临时住处与红洋楼的距离很近，所以陈再道常到红洋楼去看望毛泽东。
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就给陈再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毛泽东问陈再道的出身，问陈再道的经历，问陈再道的工作，陈再道都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陈再道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可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
1956年6月，陈再道调到武汉军区一年之后，毛泽东来到了武汉。
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二次横渡了长江，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陈再道这个平时不爱读词的人，也记住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名句。
一天，陈再道等人陪毛泽东游泳回来，大家坐在汽艇上休息、交谈，毛泽东穿一件毛巾浴衣，谈笑风生，兴致极高。
有一位陪同人员拿起一只苹果，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泽东看见了，示意不要削皮。毛泽东十分亲切地对众人说：“我告诉你们，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
从那次以后，当吃苹果的时候，陈再道就想起毛泽东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了。
1961年9月间，在武汉的毛泽东陪同应邀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陈再道和湖北省的负责人也陪同登上了汽艇。
毛泽东看见陈再道走过去，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蒙哥马利听了，捤住陈再逍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似乎带有几分奇异……
陈再道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的夏天，陈冉道和许世友、王建安等人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有一天，他们相约去看望毛泽东。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游泳池旁，毛泽东接待了陈序道几个人。谈话之余，陈再道耐不住夏日的酷热，也没同毛泽东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
在座的其他人见状都愣住了。尽管他们热得大汗淋漓，可谁也没有跳进游泳池，大概他们觉得在毛泽东面前不能这样。
而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站在池边看陈再道游了一阵，随后对在座的几位上将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他笑容满面地进入了游泳池。
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游完泳，还留下陈再道等人一起吃饭。
当年的毛泽东，多么平易近人啊！
可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呢？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什么现在却感到跟不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再道百思不得其解。
7月24日凌晨3点钟，陈再道等人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汽车把他们接到京西宾馆。陈再道和钟汉华住在第9层。
陈再道到北京之前，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他嘱咐宾馆的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要注意保密，并且增派了警卫部队。
而林彪、江青等人，搞的是另外一套。陈再道等人到京的当天，他们就来了个“当头炮”。
这天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让陈再道等人藏进了电梯。尔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担心陈再道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崇碧如实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于是，周恩来又找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还十分严厉地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周恩来找谢富治，正好找到了“系铃人”。谢富冶一出面，造反派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