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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再道跟毛主席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过，为何这时却感到跟不上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陈再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名气是很大的，这不仅仅是他在战争年代时期作战勇敢而闻名，还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武汉爆发的“7·20”事件而引起了全中国的震动。他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被人诬陷为“兵变”的“头目”，被罢免了职务，差一点丢掉性命。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武汉军区2月18口发表了《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个悲剧，但在当时的中国，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了。
在武汉地这，当时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止声明》的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实际上集纳了反对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许多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与武汉军区比较一致，为武汉军区所支持。
“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冲突的焦点是：“百万雄师”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武斗不断。“百万雄师”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中央文革”既然要指导各地全面夺权，就不可能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
在7月20日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早巳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经常受到冲击。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出了“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一下武汉的激进派有了尚方宝剑，他们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今“百万雄师”特别不满的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照此推理，“百万雄师”就是“保守派”了，而在当时，保守派等同于反动派。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同志的很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
7月19日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
一开始，谢富治、王力商定，由谢富治出面讲话，王力就不在会上讲话了。
可是，等到谢富治讲完话，王力大概嫌谢富冶的讲话不够劲，又即席发表一通他的高见。他用教训人的口吻，指着陈再道这些战将们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听到王力这话，会场内许多干部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起又止，要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言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而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坐在台上的王力，似乎没觉察到这些，没完没了地讲了起来，一直讲得嘴角流白沫，一直讲到夜里11点多钟才收场。
王力讲完活以后，军区还得连夜向下级传达他和谢富治的讲话。军区机关还没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已经在汉口举行游行示威了，以示抗议。另有一部分人乘坐着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人了军区大院。他们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20日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谢富治、王力的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了汽车，拉到军区大院4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
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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