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独创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这就会使她的工作有一种繁琐的、混乱的和永无止境的性质，使人难以估测家务劳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务约用30个小时，或相当于一个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3／4。如果一个女人还要做有收入的工作，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负担则很轻。照料几个孩子当然会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贫穷的母亲往往不分昼夜地劳动。另一方面，雇仆人的中产阶级女人近乎无所事事；她们用闲聊来打发她们的闲暇时间。如果她们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往往会让她们的家务负担增加和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仅仅是为了有事可做。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无助于创造任何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女人总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越是这样想，越是感到痛苦。她在注视刚从炉子上取出来的绝好蛋糕时，会叹一口气说：“吃了有多可惜！”她绝对不能容忍丈夫和孩子的脏脚在打过腊的硬木地板上乱踩！东西用过以后会被弄脏或弄坏——我们都清楚，她是多么想让别人不再去用它们啊；
她把蜜饯藏到发霉，她把客厅锁上。但是，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贮存的食物不是招来了老鼠，就是生了虫，而且蛀虫还在毁坏着毛毯和衣物。世界可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梦想，它是由易腐的难以捉摸的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物质像达里（Dali）对肉体的观察那样模棱两可：
它似乎是惰性的、无机的，但隐藏在里面的幼虫可以使它变成一具死尸。沉湎于物品当中的主妇像物品一样依附于整个世界：床单烫坏了，肉烤焦了，瓷器摔破了，这些都是绝对的灾难，因为物品一旦毁坏，便永远无法挽回。不可能通过它们得到一种永恒感和安全感。战争的洗劫和炸弹，也在威胁着人们的衣柜，人们的家。
因此，家务劳动的产品肯定要被消耗掉。不断的放弃对女人来说是需要的，她的作用只有在这些产品被毁坏时才能够完成。于是，她也许会毫不遗憾地认为，这些小小的毁坏，至少应当引起某个人的高兴和愉快。但由于主妇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扩大的，丈夫进屋时就可能注意到混乱或不整齐，不过他似乎觉得干净整齐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一顿美餐肯定会更感兴趣。当她把盛着美餐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时，烹饪的凯旋时刻便来到了：丈夫和孩子以热情的赞许去接受它，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而且愉快地把它吃光。于是烹饪炼金术按照一定的程式，把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
所以，维持生命体比适当地保持地面清洁更具体、更至关重要。烹饪的努力显然是在向未来超越。然而，如果说参与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于物品更可取，这不在是指它的危险比较小。烹饪工作的功效，只能在她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嘴上发现。她需要得到他们的赞赏，她希望他们喜欢她做的菜，吃完了还要。如果他们不饿，她就会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论，人们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为了丈夫，还是丈夫是为了炸土豆？这种含糊性明显表现在作为主妇的妻子的一般态度里：她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让他幸福，但他只有在她所确定的幸福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她的赞成。
曾经有过这些要求得到一般满足的时期，有过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时期，即他非常依恋他的家和家人的时期，甚至孩子们也愿意突出表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过去的特征的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她作为家里的统治者，作为餐桌的负责人，被公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在处处使父权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农民当中，她仍在扮演着这种无比荣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