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斗争时，她是在与罪恶作战，是在与撒旦搏斗。
但是，被要求一刻也不停地击退敌人而不是为积极的目的行动，这是一种可悲的命运。
主妇在屈从这一命运时常常处在濒于变态的疯狂之中，处在虐待一被虐狂之中。疯狂的主妇同污垢猛烈开战，因所有生命的产物都会带来垃圾而指责生命本身。当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踏入她的家门时，她的眼睛便会闪出恶意的目光：“快把你的脚擦干净，别把那个地方弄乱了，别碰那里！”她希望家里的东西最好纹丝不动，每一样工作对她都意味着出力不讨好。她严厉、全神贯注、时刻戒备，失去了[生活的欢乐]，变得谨小慎微、贪得无厌。她遮住阳光，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会随之而来，而且阳光也会毁坏丝制悬挂物，使沙发套褪色；她到处喷洒香水，使室内充满芬芳。她对一切活着的东西都抱怨、不满和怀有敌意：结果时常露出杀机。
健康的年轻女人几乎不会染上如此阴郁的恶习。这种神经质和怨恨比较适于性冷淡和受挫的女人、老处女、受骗的妻子，以及那些因残暴、独裁的丈夫而过着孤独空虚生活的女人。
我认识一个老太婆，年轻时快活而风流，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检查她的衣柜。她嫁给了一个对她怠慢的男人后，只生了一个孩子，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生活。她喜欢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有人对酒有瘾那样。由于这种疯狂，她的家变得异常干净整齐，人们几乎不敢住进去；这个女人一天忙到晚，以至忘记了她自己的存在。事实上，有永远做不完的琐碎的家务活儿，在女人疯狂地与周围的事物、与心不在焉而又精神空虚的自身做斗争时，有可能使她以一种虐待一被虐心理逃避她自己。这种逃避往往带有性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洁癖的表现在荷兰和清教文明当中达到顶点；荷兰女人是性冷淡的，而清教文明则以干净和纯洁的理想来反对肉体的快乐。如果说地中海南部的人们生活在快乐的肮脏中，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缺水，还因为对肉体及其动物性的热爱，使人容忍了人体的气味、肮脏乃至寄生虫。
和清扫相比，做饭和备餐这个工作实际上更主动，往往也更令人愉快。首先这意味着到市场去采购东西，这常是一天最欢快的时刻。而在门口一边择菜一边聊天，这也是对孤独的一种快活解脱。对隐居的穆斯林女人来说，出去打水是一种重要的冒险。女人们在市场上、在商店里话家常，情趣相投，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员，而这个群体在那一刻，是与男人群体对立的，就像主要者与次要者是对立的那样。买东西是极大的乐事，它是发现，甚至可以说是发明。如吉德在他的中所说的，穆斯林们不懂得赌博，但用发现宝藏取而代之；这是商业文明的诗歌和冒险。主妇对怎样赌赢几乎毫无所知，但是一棵实心菜、一块熟干酪肯定是她凭着机智从不情愿的店主那里所赢来的财宝。赌博就是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好的东西；节俭与其说是意味着帮助收支平衡，不如说是为了赌赢。当她看到家里贮存着满满的食品时，她对瞬间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
虽然煤气和电气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农村仍有许多女人在体验着用死木头燃起生命之火的乐趣。随着火的燃烧，女人变成了魔术师；只凭一个动作，例如打鸡蛋，或借助于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物质变成了食物。在这些炼金术中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蜜饯更是充满诗意；主妇知道糖可以保鲜，于是她把生命封闭在罐子里。烹饪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和创造，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能让女人得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它：这个人必须有天赋。
在这方面，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欢模仿她的长辈，喜欢用泥做饼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喜欢在厨房帮助揉面。但是和做其他家务一样，不断重复很快就会破坏这种乐趣。炉火的魔力对大半辈子都在做玉米饼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工作日复一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毫无变化。一个人天天都到市场上去探宝，或天天都怀着无限的喜悦去注视闪闪发光的水龙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凭一时冲动就吹捧这些胜利的男女作家们，是些极少或根本没有做过真正家务的人。家务活儿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然而，如果做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会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由于这个原因，男人在做家务时心情远不是那么阴郁。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快就可以脱身的、否定的、无足轻重的时刻。使妻子一仆人命运变得令人厌恶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者。住处和食物对生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她也会努力让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会觉得，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她会有她的礼仪、迷信和做事的方法。
但是她的“个人特征”往往只不过是把混乱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无意义的整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