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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屠格涅夫听完激动人心的米哈伊尔小故事後，他也是很快就兴奋的联系起了他曾经在法国文学界建立起的人际关系，毕竟既然到时候他要跟米哈伊尔一起在法国文坛携手归来，那肯定是要提前摸清楚情况并且打探一番的。
正所谓物是人非，当年的法国文学界跟如今的法国文学界比起来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屠格涅夫在感慨之余，也是多少有些惊讶的发现，米哈伊尔曾经在法国文学界留下的那些文学理念时至今日竟然依旧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甚至还要愈发壮大的架势。
事实上，米哈伊尔在上一个时代在法国文学界所说的和所预言的，接下来确实将成为法国文学界的主要潮流。
尽管1856年的法国仍然对新闻出版和文艺创作进行严格的审查，作家们不能公开批评政府、教会或道德秩序，许多作品都得经过官方许可才能发表，就连报纸上的一些连载也受到监控，这让一些作家不得不采用隐喻、历史题材或隐晦手法表达思想。
但在这种相对高压的环境下，法国文学却是即将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就像在1856年9月，福楼拜即将在《巴黎评论》上连载他的杰作《包法利夫人》，不过这部作品也让他很快就受到「败坏道德」的指控，福楼拜在1857年被正式送上法庭，但倒是并未受到什麽太过严厉的处罚。
流亡在外的雨果在这一年也将出版诗集《静观集》，这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深受读者欢迎，也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他作为法国文坛精神领袖的地位。
然後便是波德莱尔，1856年的波德莱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恶之花》的大部分诗作，并陆续在刊物上发表。诗集将於1857年出版，但很快就也因为「伤风败俗」遭到查禁。
像上面这些人的话，除了雨果以外，在当年那也都是米哈伊尔盖章认证过的天才，还有过不少文学理念上的交流，而他们即将成为法国文坛下个时代最重要的一批人物，这样的话，就算法国文学界再怎麽不愿意，或许也不得不承认，米哈伊尔比别人至少早看了十年————
屠格涅夫在深入了解一番法国文学界如今的具体情况之後，一时之间也是又惊又喜，虽然米哈伊尔已经不在法国文学界活动好久了，但如今的法国文学界似乎总能看到一些米哈伊尔当年留下来的痕迹。
十年过去还能对法国文学界有所影响，这种事情还是太难得了，想必就连法国文学界这边的人都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吃惊————
屠格涅夫就这样一边感慨一边在法国文学界开启了活动，而在离法国并不远的英国，关於米哈伊尔的消息依旧在牵动着许多英国人的心神。
而相较於法国，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英国仅仅只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庆祝仪式。英国人总体的感觉是失望，英军没有打出一场可与法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相媲美的胜仗，而且英国也第一次通过的形式感受到了来自战争的巨大伤痕。
与这种失败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对英国政府和军事当局各种愚蠢错误的恼怒和国家受辱的羞耻感。
维多利亚女王在她3月11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我承认和平犹如骨鲠在喉，整个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伦敦没有举行胜利游行，甚至也没有官方仪式欢迎归来的战士。
根据女王的记录，当部队回到伍利奇码头时，战士们看上去「晒得非常黑」。
3月13日，看着一船船的士兵登岸，她意识到眼前的是「名副其实的斗士，这些高大优秀的男子，有些非常英俊每一个都举止骄傲、高贵，展现出战士的英姿————他们都留着长长的胡子，扛着沉重的背包，背包上是大衣和被褥，还挂着水壶和满满的乾粮袋，背着滑膛枪」。
虽然没有欢庆仪式，但对这场战争的纪念却非常多：在教堂墓地、军队本部营地、医院和学校、市政厅和博物馆，或是镇中心的广场和村里的绿地上，几百座纪念铭牌和纪念碑被修建起来，大部分由个人和群体自发出资，用来纪念阵亡和因伤病去世的战士。
尽管战争本身令人失望，但这场战争却是让英国的中产阶级找到了自信，而最能代表英国中产阶级新近产生的自信感的无疑就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当她从克里米亚归来时，已然成为了一名民族女英雄。印着她图像的明信片、小塑像和像章大量出售，很受欢迎。在幽默杂志《笨拙》中，南丁格尔化身为象徵英国的布里坦尼娅，只是她手中握着的是手术刀和油灯而不是矛与盾。
毕竟由於认识到愚蠢及管理不善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比任何敌人都要多，英国人的自豪感受到了伤害，而此时南丁格尔的爱国忠心和专业精神正好可以作为补偿。
她的事迹在流行剧场和民谣里非常流行，例如在伦敦布里坦尼娅沙龙演出的《土耳其之战》中，有一系列喜剧场景讥讽英国当局的无能，而在接着的一场戏中，「伯德小姐」，也就是南丁格尔，出场解决了所有问题。这场戏的结语是：「在这位女士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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