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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哈伊尔在船上琢磨着究竟要给俄国的新沙皇写一封怎样的信的时候，屠格涅夫经过一路颠簸也终於是还算顺利地抵达了巴黎。
尽管法国刚刚在战场上击败了俄国，但屠格涅夫其实对法国并没有太大的恨意。
或者说，对於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役，俄国公众的愤怒，绝大程度上都是针对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这似乎是因为俄国在1812年对抗拿破仑取得胜利後，俄罗斯人把法国人视为「太渺小无助，而不值得施以除了最深的怜悯和关怀之外的任何感情」。
反倒是仇英情绪在俄罗斯有着长久的传统，在某些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什麽事情都可以怪罪到「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头上。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里，英国人总是战争的挑动者，英国人的钱财总是问题的根源。
在大半个欧洲大陆，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都是一个被仇视的人物，是英国人欺凌弱小、
虚伪狡诈的象徵，表面上宣扬自由贸易和人身自由，实际上却以此为手段在全世界推动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帝国扩张。
而俄罗斯人更是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憎恶他，因为帕麦斯顿带头倡导了欧洲的反俄政策。
甚至说俄国普通男人在用完了所有能想到的骂人话之後，会转向对方说「你这条英国狗！」在这之後当然免不了又是一顿谩骂，最後他们会以互骂「帕麦斯顿！」告终，尽管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麽意思。
当然，除此之外，就像很久以前提到的那样，屠格涅夫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自由主义者，他终生都相信俄国应该学习西欧的文明、理性、法治和自由，同时他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批评斯拉夫派那种排斥西方、美化俄国村社和东正教的倾向，认为这是落後和自欺欺人。
用更後世的说法，屠格涅夫有点类似於幽默的「目田」。
他对俄国的爱其实更加类似於文化性的爱，并且带着一种对俄国乡村、自然和人民的诗意乡愁，这在他笔下的作品体现的相当清楚。
除了他以外，在俄国文学的三巨头当中，托尔斯泰在後期更倾向於一个普世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他爱俄国，但他反对把俄国或其它任何国家神圣化，他的理想就是人类能够抛弃国家和民族界限，按照基督教的爱与不抵抗原则生活。
虽然老托的理想很好，但在现实面前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幽默的————
与这两位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更偏向大众认知的那种民族主义者，老陀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承载上帝的使命的民族，肩负着拯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特殊使命，他反对盲目模仿西方，强调俄国的独特性，同时批判西方文明。
他在1862年来到巴黎之後也是写下了这样的对法国人的印象：「上帝啊！法兰西是个令人恶心的民族————法国人友好、诚实而礼貌，但他们很虚伪，金钱对他们意味着一切。没有任何理想的痕迹。」
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在後面才相当的不对付，两人的政治派别和思想倾向相差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关於这种种思想倾向，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知识分子可谓是在杂志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至於「皇俄」大战「目田」那更是不得不品的一环。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思想倾向下，屠格涅夫在如今这种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来到巴黎後，他并没有对法国有太大的恶感，更多的还是感叹和对过往的追忆。
这似乎有点不太「爱国」，但事实上，俄国官方也干了。
几乎就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法俄关系就已经正在走向和睦。只因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在义大利问题上共同对付奥地利。对俄罗斯来说，法国是最有可能在黑海问题上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在1856年接替涅谢尔罗迭担任外交部长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坚信这一点。
自《巴黎条约》签署以後，俄罗斯一直想去除其中让其倍感羞辱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亟须西方国家的支持。法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双方都想改变历史协议中的规定：俄罗斯想改变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法国想去除1815年条约的残余。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可以达成某种默契。
在这种形势下，亚历山大二世甚至已经开始准备跟拿破仑三世会面，俄国的官方报刊上也开始印发有意思的亲波拿巴的文章了，文章说摧毁拿破仑一世的帝国是亚历山大一世的错误，当时许多人劝沙皇把波拿巴赶出俄国就停住，这样波拿巴就有机会消灭德意志人和英国人。
然後，他们应该和被削弱的波拿巴签署协议平分世界，就像他曾经提议过的那样。这样整个东方、土耳其、斯拉夫国家，君士坦丁堡就都是俄国的了。
在冷酷的政治面前，谈爱恨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幽默的。
抛开这些先不谈，总之屠格涅夫在抵达巴黎之後先是感慨和追忆了一番，紧接着他便直接去探望他那些曾经在巴黎结识的朋友们了。
他最先见的是一位有夫之妇，即他曾深深痴迷过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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