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吗？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里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
傍晚的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他们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
钟跃民道：“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着吗？胃里火烧火燎的，这叫什么事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郑桐大发牢骚。
钟跃民不满地说：“郑桐，你烦不烦呀，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郑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嘿，你还别馋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是孙子。”
钱志民也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操，早知道到这儿来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我们学校的孙洪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