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有放下电话就叫万方快回医院，记者们马上就会到的。万有送万方出门到电梯前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还是你这样子最好！”
万方回到医院，等了不到半个小时，果然来了两个女记者。陈凯还在半昏迷中。单听万方一说，女记者们就感动了，说这么好的英雄模范差一点被埋没了。女记者留下一个等陈凯醒过来，另一个随着万方去采访被陈凯救的胖女人。这一次，万方进了那门故意不脱鞋，还将鞋上的脏东西往地毯上蹭。胖女人被女记者的提问压得抬不起头来，支吾着答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向媒体报告自己被救的事实。逼得没办法时，她才说那井盖肯定也是进城的农民偷的，她虽被进城的农民救了，但那本是他们应该做的。从胖女人家里出来，女记者冷不丁说了万方一句，他不应该把鞋上的脏东西往人家地毯上蹭，如果恶习不改掉，农民永远也不会被城市接纳。
几天后，城市的报纸和电视台不约而同地一齐宣传陈凯。医院宣布免收陈凯的住院费。没过多久，有关方面授予陈凯“荣誉市民”称号，不仅将陈凯的户口转入城市，而且还让他当了这一带治安联防队的副队长。
陈凯上任的那天，对手下的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立春，是个好日子。”手下的那些人和各个居委会的头头，都笑起来，然后私下交头接耳地冲着何大妈说，真是不忘农民本色。
除了女人的大腿以外，城市对春天一点也不敏感。只有那些大腿，当城市里的人还捂在尼绒、棉絮和羊毛之中，它们就在荒芜的大街上，僵硬的壁柜里，亭亭玉立地挺拔起来，成了灰色压抑中的唯一风景，也成了城市街道与写字楼中所有目光的向往。当女人的大腿从严冬的冰冻中吐蕊般出现后，城市只要安上黑色橡胶轮子就能向前进，扬起的阵风，轻易就将女人的短裙从家里吹到街上。城市的色彩也因此再度丰富起来，短裙飘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了最早的春色。至于冬天，则被从长裤上褪下，锁进满是樟脑味的大橱小柜。
万方仍然同陈凯住在一起。联防队给陈凯安排了一间正儿八经的房子，陈凯要万方同他一起住过去，万方不肯，陈凯也懒得去，他说在那儿一下班就没有个说话的人。陈凯现在在小屋里已很难听见头顶上轰隆的脚步声。这一带一些总爱在家里邀人搓麻将的人，见到他时，哪怕不喊陈队长最低限度也要点头打个招呼。
万方还习惯地看着陈凯从口袋里掏出三二只半包半包的红塔山香烟来。
万方不肯搬走是因为他越来越迷恋芦苇了。陈凯劝过几次，要万方放过这念头，城市女孩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上扫大街的清洁工。万方对陈凯的话很恼火，他认为芦苇不是普通的女孩，这一带唯有她和“丹麦王子”表现出了对音乐的真正理解。这以后陈凯就不说了，他答应尽力帮忙，可万方晓得陈凯帮不了自己的忙。
芦苇每从小屋窗外经过，身着的各色衣裙就似乎要缩短一点，身上的肌肤仿佛春蚕从桑叶中一点点地往外钻。
这天，陈凯同万方一道在窗前盯着芦苇那如诗如画般的胳膊和腿，陈凯突然说：“你再不收敛自己，会出大问题的。”
万方将口琴吹到没有规定的规定时间，才腾出空回答：“你以为当了几天水货警察，就能将所有人都当作嫌疑犯！”
陈凯正要解释，马站长从门外钻进来。马站长告诉万方，这片住宅小区的清洁工像陈大头一样不辞而别了，因此要新派一个人来填补，居委会的何大妈点名要万方，他特地来做商量的。万方正要答应，陈凯提醒他，说在小区里做清洁可是比扫大街辛苦多了，那掏不完的灰道总爱堵，一堵就得钻进去捅，一天洗一百次澡也没有一会儿干净的。万方不理陈凯，对马站长说自己愿意干。马站长很高兴，当面许诺每月多发十块钱给万方。陈凯在一旁气哼哼地说，应该是万方给马站长发奖金，因为马站长帮了万方的大忙。
这天晚上万方没有去上班，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并且第一次发现在几栋高楼后面还有一块小小的花圃，不多的花朵在夜色中开得很美丽。半年多时间，万方已习惯了半夜做事，猛一改变他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估计芦苇要下班回来了，就爬起来，走到街边的黑暗处静静地等候。
街上不见春色，冬青植物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着一派比苍茫还沉重的死灰。红色出租车在霓虹灯色彩中无精打采地闲逛着，一群群地全都一个样。只是当晚风拂过时，才感受到一种舒适。
万方在城市的阴影中站了近一个小时，才看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轿车载着一个女孩，在对面的马路边停下。从车里走出来的正是芦苇。芦苇穿过马路，对着万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将身上的各种饰物纷纷取下来，塞进小小坤包中，最后她还拿出一张纸手巾将血红的唇膏擦去。芦苇在离万方还有两尺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然后消失在墙角后面。万方在确信四周无人后，才从黑暗中走出来。他将芦苇扔在地上的纸手巾拾起来，又是闻又是看，独自摆弄了半天。万方依依不舍地将纸手巾重新扔到地上后，眯着眼睛疑惑地将城市看了又看。
第二天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