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里抓出一卷票子，给青原带回去添补家用。青原不收。他不高兴了：“怎么，嫌我这钱不干净？”
青原说：“您别生气，我现在是八路军，有军纪管着呀！”
八大王点头说：“也罢，参谋长，你叫小喜把他带的那枝匣子摘下来，送给我这大侄吧！连那两排火儿。”
参谋说：“合适吗？”
“外场点。”八大王冲参谋长作了个眼色。参谋长出去了。八大王说：“你跟他拿枪去。咱爷们就说到这儿，到那边多替我美言几句。”
晚上回到客房，青原把这一切向宋贵斌作了汇报。宋贵斌说：“今天跟他们谈判，提到不许他们再骚扰群众时，几乎闹僵了。这个八大王性格复杂，一下摸不清底，总的看来，倒象还有点正义感。”
第二天拂晓前他们俩就动身回根据地，已经说好不再告别，就由参谋长派的一班人护送他们，大亮到达沙河边，远远就看见八大王带着护兵在沙岗上站着。他两人走近了，八大王迎了下来，拉着宋贵斌的手送了百十步，分手时，郑重的说：“我这人是孙膑的腿，生成了。不过可决不忘恩负义，不会跟八路军为难。我佩服你们一心为国的硬骨头劲儿。也记住你的救命之恩。”
此后卞一军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系。过了一年，青原随一支部队南下，编入新四军的序列，从此远离山东，再没打听过八大王的消息。
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打南京，进上海，建立人民共和国。转眼间少年成了青年、青年跨入不惑之境。五十年代末期，宋青原利用公出之便，回了一趟故乡，竟意外的在县城附近碰到了八大王。
第一次见面他并没认出来。那是黎明前。他刚下火车，一出站台见满天星斗，一弯残月，一时辨不清该往哪儿走。只见远处有人弓着腰，抱着把竹帚在扫大街，刷拉、刷拉，这声音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很有点寂寞凄清。他走过去问路，那人指给了他进城的方向。走开之后，宋青原感到这人有点异常，怎么异常他说不出。当时他在一个电影厂当副导演，正准备拍一部国共两党谈判的故事片。里边有个解放军渡江，一些官僚、政客匆匆忙忙上飞机逃跑的场面。其中有个镜头是一个市民一边打扫门前街道，一边冷眼看那匆匆往南飞去的飞机。他觉这人的外形、气质都挺适合拍这个一闪即过的群众角色。
他到城里招待所安顿好，就四处打听可能见到的熟人。打听一圈，一个没找到。他就百无聊赖的在街上漫步，并随时停下来看看市容，听听乡音，浏览一下墙上贴的标语，布告，无意中发现公安局出的一张布告上，局长的姓名是宋津！他知道这是宋贵斌的学名，就找到了公安局，到那里一看，正是宋贵斌。两个人都喜出望外，宋贵斌就把一些事暂时推开，匀出半天专跟青原叙旧。话说到八大王身上。宋贵斌讲一九四三年以后，这里形势有些变化。我军侧重向东边发展，国民党的手就伸到了西北一侧，八大王吃不住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夹击。他又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八路军是仁义之师，但正牌的中国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全国的元首仍要算“蒋委员长”。经不住国民党空头职衔的诱惑，接受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委任状，把卞一军改名为“保安第三团”。这样，日本一投降，他便以“保三团”的番号进驻了P县县城，收缴了日军的武器。这时我军也接到了向交通线、中小城市进军的命令，便解放了津浦线两侧的广大地区。一年之后，解放战争一打响，我们头一个行动就是包围P县县城。国民党下令给八大王，叫他死守，可是既不发援兵，又不给军火粮饷。还派特务来督战，因为八大王曾有过决不和八路为难的约言。宋贵斌就化装进城，跟八大王谈判，动员他起义。他没怎么犹疑就同意了。亲自下令逮捕了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带头在起义宣言上签了字。然后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把一切具体交防事务交给参谋长和秘书长去出面安排。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可是等我们进了城，首长们由保三团的官佐陪着去看卞远程时，他竟无影无踪了，而且除他私人的一点细软外，什么东西都没动，连军装和手枪都完好的放在枕边上。问夏副官他往哪里走了？夏副官说：“他说他头疼，要静养，不准我们进后院。晚饭时我们才敢来喊他，可已经走了，后窗户和后门开着，他从后边走的。”
青原连说奇怪，问道：“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宋贵斌说：“没有，天津解放后，我们还到天津去查询过。他的家属、邻居都证明，程掌柜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出去做买卖，一直再没回来。连信也没有。他家后屋确实供着卞远程的灵牌，他亲属认为他早死了，天天上香。”
青原说：“大概确实死了！”
然而宋贵斌又说了下去：
镇压反革命运动后期。P县公安局的检举揭发接待室已经冷清了，值班人员只留下一个人看房子，一天早上忽然来了个风尘仆仆，满脸倦容的胖老头，背着行李，提着干粮，进门就说：“报告，我是来自首的。”
接待员正闲得要打瞌睡，一听这话精神起来了，高兴的说：“欢迎，坦白从宽，自首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