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毛巾和钱是我自己的，送给你吧。以后不要偷了，被人抓住要挨打，而且那是下流事……”
“不，先生，我偷了你的东西还给你，你不打我，我很感激了，我不要你的钱。”
“你？”他抓住我的手，看着我，眼里却流下泪来了。
“小孩！”他擦了一下泪说，“我也没有父亲，妈妈把我给了伯父。后来伯母自己有了小孩，把我赶出来了。我是一个人在安东半工半读学的技术。我也没有钱，钱寄给妈妈了，不然我还会多给你一点。我们作朋友吧！”
我惊奇的看着他，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原来日本人也是人，也有妈妈，也会痛苦，也会同情别人。我以前是把他们看作只会打人、骂人，没命的喝酒撒疯，也没命的干活的兽类的！我间他刚才要把我送到哪里去？想怎么处置我？他说想把我拉到没人地方，审问我是不是偷了电筒，谁知还没问，我自己就掏出来了。我说，在哪里不能问我？干吗要到没人的地方？他说他丢电筒这事不敢叫工长知道，工长知道了也要揍他的。这又是一个意外，原来日本人也会揍日本人，而且他们也怕挨揍。
这以后我再和他见面，总是笑着互相点个头，互相说句“噢哈友斯”，并按习惯把“斯”字拉的很长，但并没成为朋友。不同民族，不同身分，又不在一起干活，年龄也相差一大块，怎么交朋友？——十二岁和十八岁之间的差距和四十二与四十八岁之间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后者相差年龄的十分之一，不算什么。前者相差是年龄的三分之一，完全是两个人生阶段呢！
过了几个月，到了秋天。人们发现日本人运来的润滑油中有不少是豆油，就偷着弄了来炸窝头吃。这晚上我们窝棚里有人也弄来一瓶，派了一个人放哨，大家挤在窝棚里炸窝头，我管烧火。正说笑得热闹，放哨的在外边吹了声口哨，通知有日本人来了。人们站起来就跑，有的临跑还急忙抓一把炸好的窝头片往嘴里塞。我压上火站起来时，人已经跑光了。等我从窝棚门钻出去，这个小日本人手里提个包袱正站在不远处对着窝棚观望。他冲我招招手说：“来！”
我仍然有点紧张，但已不是害怕，而是有点羞愧了。可是他并不问油的事，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朋友，我向你告别。”
“你要上哪儿去？”
“我应召了！”他挺了挺胸说，“明天就入营，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了。送给你吧。”
他把包袱交给了我。我连谢字也没有说，因为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在心里搅动。不是惜别，也不是为他前途担忧，那时我还小，不大体会到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可怜他，由可怜他也想到自己的悲苦。或者反过来，由于自己的悲苦，也可怜他的处境。这种心情当晚使我许久不能合眼。第二天，听到工厂门口军乐声，喊“万岁”声，知道日本人在送他们入营，同伴们幸灾乐祸地说：“好，又一批王八蛋挨枪子儿去了！”我不仅没有象惯常那样附和着咒骂，心里还搅动着说不出的酸楚。
他送我的包袱里是几件旧衣服，一双新水袜子，还有一支电筒——不是那一支，是新买的一支。所有的东西上都写着或刻着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除去水袜子我勉强能穿，别的我用不上的东西，后来分赠给别人有的卖了，剩下一个电筒，我原是想精心保存的。但因生来粗疏，又年幼，生活变动频繁，终于不知什么时候连电筒也不见了，唯一没有丢失的就是他的名字：“城山信一郎”。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解放军里当通讯员，战斗在沂蒙山区。有一天，我们休息，我和一个战友去四五里外的镇上赶集，路过一个山坳时，看到村头停了四五辆十**卡车，上边用树枝伪装着。那时十轮卡车是稀罕物，何况是我们自己的，门上涂了红五星的。我们两个一辆一辆的看了摸，摸了看的，流连好久。卡车底下多半都睡着司机和助手。也有几个人坐在树下打扑克，补衣服。他们也穿军装，可军风纪很不讲究，敞着怀的，歪戴帽的，什么洋相都有。只有一个人，领扣扣的挺严，绑腿打的规矩，闷声不响精神贯注在修一只破排球。我们两个看车也看人，把这些人当稀罕看。看了一阵，我们发现修排球的人也盯着我们看了。我的伙伴说：“这兴许是个首长，咱快走吧，别等着挨撸！”我俩急忙逃开了。
中午赶集回来，汽车仍在那儿停着。除去一个站岗的，别的人都不在。我俩又放心大胆的看汽车。一会工夫，不知从那辆车上跳出一个人来，年纪和我相仿，可是大模大样的嘴上叼根烟卷，问我说：“你认识个陈三同志吗？”
我被他那副派头镇住了。连忙摇头。
他用了个我熟悉的姿势招招手说：“来！”
他领我往村里走，我的伙伴见来势突兀，不声不响的溜了。那汽车兵大概怕我也溜掉，就抓住我一只手，领我拐进一条巷子。先听到年轻人嘻嘻哈哈的笑闹声，再走进一个墙豁口，就看见一群光膀子穿短裤衩的人，在围观一个人爬在地上用头拱球。那人用头拱一下，球滚出去十来步，他追上去再用头拱，每拱一下，场上就爆炸似的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