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客的时候。”
他说完不等回答，又把头缩了进去。
碰了个钉子，我有些扫兴，对老姜说：“咱们回办公室等他吧！”
老姜抱歉表示同意，和我走出车间。这时城山在身后喊了一声，满脸油污的追了出来。我俩就站住了脚。人们总有点好奇心。院子里几个干活的人看见日本技术员喊住我这个生人，都停下活来观看。这时他走近了，笑笑说：“刚才正在节骨眼上，停不下手来，对不起。”
为了表示尊重，我用日语说：“能见到你很高兴，我不算采访，只想和你谈谈心……”
他脸上露出了惶然的表情，望着我不吭一声。
我又说：“我也才去日本回来不久。”
他摇摇头，用山东话说：“我是偏僻地方人，你的关西口音我听不懂，咱们说中国话吧！”
我又一次有些扫兴。我的日语水平虽然很低，但这几句话还不致于说错。他既听出我有关西口音，怎么会听不懂内容？我又用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和他交谈的兴致已经淡多了。老姜要去向干活的工人交代什么事，我便约城山下午再谈，再次和他告别。城山忽然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在轻金属工厂当过苦力？”
我感到很意外，忙说：“是啊！”
“认识个城山信一郎吗？我就是城山信一郎啊！”
咦！我又上下仔细地看他。他说：“在招待所我就怀疑是你了。下午到招待所再谈，我去找你！”
我怀疑他是不是城山信一郎？脸相依稀还象，可是神态、性格完全不是那一个人。
轻金属工厂，是日本人掠夺中国矿藏的一家工厂，技术工人大多是日本人，苦力和学徒是中国人。我是到那里当卯子工的，每天抱着一捆木桩跟在测量的人后边钉桩子。日本人给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包工柜上一天给我两角五分钱，扣了住席子窝铺和吃窝头咸菜的钱，到我手只有七八分钱，干几个月不够买双鞋。穿苦力们不够用度怎么办？把头教我们偷，偷了工厂的东西他负责收买，不必自己拿出去卖，这样少点危险，可是他收价很低，偷一把钳子只给五个鸡蛋，偷一个小电机也不过给一条蓝布裤子再加一双鞋钱。我年纪小，不敢偷大家伙，只能捡点小便宜。有一天在翻砂场外边干活，我进车间里闲逛，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新电筒，随手揣到了怀里，急忙溜了出来。约摸快到下班时候了，我正要把剩下的木桩打成捆扛回窝铺，一个小鬼子气的满脸煞白，抓住了我，“你跟我来！”
我害怕了，两腿发抖，脸涨的象火烧，求救的眼光投向把头。把头原来在指挥我把木桩捆好，现在他自己却看也不看我，抢过我手中的木桩用绳一摽，扛着走了。
“跟我走！”
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小鬼子走。他并不抓着我，只是在前边领路，不时回头看看我。他有十八九岁，穿一身战斗服，洗的发白了，又落满了黑砂。戴一顶战斗帽，帽子前角一个窟窿，后边毛了边，挂着线头。穿一双分指的水袜子，也露出了小脚趾，只有屁股上别的那毛巾是新的。我还没见过这么穷的日本人。他一句话不说，领我绕过办公室，往石灰矿那边空旷的地方走。我越走心越往下沉。一般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看见打两嘴巴就放了。偷了重要东西，送勤劳部、警备队，那是要灌凉水上老虎凳的。他现在不打我，当然是要送我进那里去了。
这时正下中班，人们纷纷往厂外走，我不好执拗。过了会儿，看看周围没人了，我停住了脚。他走出四五步，听到后边没有脚步声，也停下了，回过头对我说：“走！”
我说：“不！”
“走！”
“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不要问，跟我来！”
“先生！”我哭了，把手电筒从怀里掏了出来，“我还给你，还给你不行吗？”
他走近了我，扠开两腿，伸开胳膊，摆出副角力的姿态：“你这么小，为什么学干下流事？”
“我，我没有钱，妈妈病了，来信叫我寄钱去……”
“你……”他噎了一下，把胳膊收起来，扠腰站在我对面。“你们家没别人挣钱吗？买药靠你这个小东西？”
“我没有爸爸了，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靠妈妈给人洗衣补衣生活，妈妈一病没人挣钱了！”
他沉默了一会，把腿收拢了，稍息站着，指指那个电筒。
“这个你能卖多少钱？”
“把头也许给三角，也许给五角，由他给。”
“这够买药的吗？”
“我不敢偷值钱的东西。这个也不是偷的，我见它放在窗台上，随手拿的！”
“嗯！”他找一块高地方坐下了，用手挠着头，想了一阵，摆摆手说：“你坐下！”
我规规矩矩的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等着他教训我。
他把屁股后边的新毛巾拽了下来，想了想，又从上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用毛巾包好送到我腿上，随手拿起那个电筒：“这是公家的，不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