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了？”
他说：“是的，临时帮忙，来参加个种植白木耳的经验交流会。”
我问他：“你怎么种起白木耳来了？”
他说：“这得感谢我的病。前年我的病凶险了一阵，我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我想：我的吓人一跳的作品，费半天力也没写出来；眼看剩下这点时间，更没指望；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事！我以前在下边劳动时，摸索着种过白木耳，自信掌握了点诀窍。前两年，有些熟识的社员进城找我打听种白木耳的窍门，我就干脆向组织申请，搬回到乡下去。效果不错，不少人家富起来了，群众说还是共产***好，不光有拨乱反正政策，还有帮助农民劳动致富的共产党员。这虽对我是过奖了，可我也觉得这两年确实过得很值得，确是最充分利用了我有限的时间。”
我问：“那么，你的病呢？”
他说：“还在肚子里。摸摸还满硬的，可是既不咳也不疼了，看样儿又脱过去了！我这辈子也真怪，凡是我要认真去办的事，多半办不成；凡我无意去干，被形势所迫去干的事，多半倒都干得还可以。连病也这样！那一阵我在昆明，全力以赴去治它，反倒凶险了。我下去后把精力全撂在帮大家种白木耳上，治病是例行公事，它反倒好了！”
我说：“你可以总结一下，这里或许有点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有的，有的！”他说，“只是还说不明白。你看，我参加打仗，是敌情逼的，不杀敌人他就杀我，结果仗倒打好了。开辟新区是政治形势逼的，不开辟根据地我们没法生存，结果新区就开辟出来了。种白木耳又是逼的，不干点有实效的事，我这最后几年要白过，死了无法向马克思交待，白木耳就种出来了！搞创作呢，总是在时间、条件都充裕的时候干的，心想写出篇吓人一跳的东西，废寝忘食、百折不挠而又不断的忧虑顾忌，患得患失，结果什么也没写成！”
我说：“是不是人在生死关头，形势所迫，那私字就被挤得很小了，反倒能调动起所有潜在的能动和优势来，无形中处在最佳竞技状态，效率就高。等到一切条件都充裕了，隐蔽的私字就冒了出来，会被一些主观愿望所蒙蔽，反倒强迫自己选一条最不易发挥自己的优势的道路走？”
他说：“也许是的，我以前常想，命运对我实在太宽大、太特殊照顾了；几次死在临头，都又转危为安。可我利用这生命为人民作了点什么呢？真可笑，做了的事都是我无意要干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放在那种情势下都会象我那么干，而且一定比我干得更好。这算不上业绩，真正的业绩得是非凡的、特殊的，所以我总想写一部能流传后世的作品，认为那样才不枉活一生。现在认为，也许我没这个抱负，安心作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倒好了。那样总结一生，总会比现在作出的成绩多些！”
我说：“看来你现在是绝对不再想写作的事了！”
他说：“不。我不拿写作当个什么非要完成的事业干了，追求了一生，这点爱好总还不能全丢掉。所以在种白木耳和治病之余，也还写一点作为自娱。既不求发表也不求吓人一跳，只是信笔写写，念给老婆孩子听听。听了大家一笑，一家人，自得其乐。我带了两篇回忆咱们共同战斗的文章来，你看看可有记忆错误的地方？”
他临走给我留下来厚厚的一叠稿子。晚饭后我拿出来翻阅，没读几行就被它完全吸引住了。这稿子一反他过去作品的常态，不拿架子吓人，不故意弄奇情警句；用他特有的幽默口吻和带点嘲弄自己的语气讲述他和我们一群熟人的往事；一下就把我带回逝去的岁月里，听到了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
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把他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说：“老兄，你一共写了多少？把其余的也寄给我看看好不好？”
他说：“怎么，可以给你提供点创作素材吗？行，我回去马上寄给你。若能对你有用，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我说：“你写得好极了，不仅仅对我有用，你这是真正的、难得的好作品！”
在电话里，他口吃起来了，他说：“你是故意安慰我吧？别这样，别人对我这么怜恤可以，你不要也来这个。这叫我难过，叫我想起自己是有不治之症的，你学滑了！”
“老朱，我起誓！”我着急地说，“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起誓，我愿拿我半生写的东西换你这一篇。不换全部，就换我看过的这一篇！老兄，你总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真的吗？我……”
这么大个人，竟在电话里抽泣出声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