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早知道我在这儿学习，可因为他一直没写出象样儿的作品，“无颜见江东父老”，没好意思来找我。
这一年间，我们每逢听课就见面，甚至学员开讨论会他也来听。他学得很认真，有些理论课几乎都背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说以前搞了多年创作，始终没明白什么是文学，这回明白了，回去要大干一场，“非吓你们一跳不可！”
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后，到了工地，他也回西南去了。他好久没有来信，也没见他有吓人一跳的作品印出来。一九五七年，倒传来了“吓人一跳”的消息，西南来的熟人告诉我：他成了右派。
我问：“他怎么会成右派？为什么？”
“说是他从北京回去后，领导要他向本系统的干部讲讲学习心得，他在讲话中大肆吹捧丁玲、艾青和冯雪峰，极力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此外，他多年来念念不忘要当作家，这说明他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已发展到了极点，使他变质了。”
这以后我自顾不暇，再也没打听他，再也没想起他。
一九八〇年，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去西南采访。偶然向人一打听，听说他正在昆明家中等待分配；处分改正了，党籍恢复了，可分配不出去，没单位要他。
“为什么？”
“他得了癌症，医院都不给治了，谁调这么个干部来专等着开追悼会呢？”
我听到这消息，专程到昆明去了一趟。他住在一个电影院附近的小木楼上。只有一间屋子，中间拉个布帘，外边住他女儿，里边住他夫妻二人，东西又多又乱又脏。他身上穿一件旧咔叽干部服，胸前、袖口、领边仍焕发着“铁甲”般的光辉；人很虚胖，脸色焦黄，眼神却极活跃，但总是咳嗽。
我不知说什么好，对坐着呆了半天，还是他先开了话头。
“你近来写的小说我都看了，好咧！他妈的我不行了，我得找点别的事做做！”
我说：“你该先养身体！”
他说：“我要是天天总想着肚里的肿块，活得太不耐烦。想不想反正它都丢不了，由它去！”
我问他怎么得的？他说是十几年来在一个盐碱地区劳动，喝那儿水喝的。先是肾结石，后来变成了胃癌，再后来肺里也有了，淋巴也有了。大夫叫他开刀，他见同屋住的三个人，两个开过刀都死了，就不肯开。不开医院叫他出院。他说：“出院就出院，现在我找个土医生治。”
我问他：“见效吗？”
他说有效，不过要吃点苦。这医生的土治法是用一种药敷在他胳膊上，这胳膊敷上就发炎，溃烂，流浓血。胳膊一烂，肚里就轻快，疼痛也轻了，咳嗽也弱了。这胳膊一收口，肚里就又闹腾起来。于是就用药再敷另一条胳膊。
他说：“我查过古医书，这办法古已有之，属于视由科。”
我装作极有信心，劝他坚持治下去。他也表示极有信心，说决不向癌症投降。但送我出来时，他哭了，我也哭了。我们都说“再见”，可谁也知道难得再见了。
果然，今年春天开中篇小说评奖会，云南来了位作家。我问他：“你知道朱彤心的情况吗？他怎样了？”
“他死了！前两三个月死的。我也才听说。”
我说：“他那病能活这么多年，够例外的了。”
那位作家说：“是的，在国外，癌症病人多延长一年生命都是医学上的成就。他多活了三年呢！”
我把这消息说给一些熟人。熟人都并不感到意外，大家都替他惋惜！说他要从政，可以当个不错的地方领导；若从军，至少也是副军级的指挥员了。可惜鬼迷心窍，要当败兴的作家，不但一事无成，反搭了条命进去。
我把这事说给我爱人听。她说：“你该写篇文章纪念他，这人对自己理想的坚定劲，不是平常人能有的。”
腊月二十五晚上，我坐在家里就构思这篇文章，刚想出个头绪来，外边有人敲门。我爱人去开了门，问了两句什么，便面色惶惑地说：“有人找你……”
我问：“谁？”
“他说叫朱彤心！”
“什么？你听错了！”
可朱彤心已经进来了。瘦高的个子，晃晃荡荡，一件旧军大衣不象穿在人身上，倒象挂在衣架上。他的脸又恢复了瘦干巴样，却有了血色，挺大的嗓门说；“你这地方真不好找，我光换汽车换了三次！”
我说：“你这是……”
“我出差来了，来看看你。”说着把一个纸盒放在桌上，“顺便带来点白木耳。”
我问：“你一个人就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