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的时候。
张曼新具体说道，前两年，他曾给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的陈之骝写过一封信，那感怀的情绪，像一份不是遗嘱的遗嘱。
这个不是遗嘱的遗嘱具体怎么写的，张曼新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午夜。
在这之前因故受到无端非议的张曼新，独自在“华联会”办公室伏案疾书，倍感委屈的他随着澎湃的心潮，任笔端蘸着满眶的泪水，汹涌倾泻！
陈大使，我向您诉说了这几年搞“华联会”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
既不是表功，也不是气馁，而是向您吐一吐久已梗阻在喉咙里的肺腑之言。
每当我受到家人责怪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恶语中伤的时候，我就常常扪心自问：我真的傻么？我真的是想通过搞“华联会”沽名钓誉么？
然而，我每次问来问去，得出的结论都是：我既不傻，也不是想通过搞“华联会”出风头，或者是想捞什么油水。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权衡利弊的标准不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追求不同。
不是么？
大家出国，起初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钱，赚更多的钱，恨不得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
我开始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后来，我却放着生意不做了，放着钱不赚了，一门心思搞起了“华联会”。我要是继续做生意，每年怎么也能挣上二十万美金，以五年计算，那就是一百万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这五年放弃了对金钱的追求，为的全是华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挣分文薪水，反而每年还大把大把地往里贴。如果把这几年各种费用支出及捐献的数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几百万呀！
说实话，这几百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这些钱对于才出国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华联会”的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了。
还有，搞“华联会”，有一个时期几乎整日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陈大使，这您是知道的。
特别是九五年，为了严厉打击华人社区中的个别犯罪分子，为广大华商创造一个安定的经商和生存环境，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全体旅匈华胞，作为举报电话。这样一来，华人社区的个别犯罪分子当然会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叫嚣要出资二十万美金买我的脑袋，还气急败坏地扬言要杀掉我的全家。为了坚定我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我是一步一把泪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过继给西班牙的一个朋友的。
陈大使，您清楚，搞“华联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旅匈华胞生存的客观需要。这话既不是“客里空”，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时的布达佩斯华人社区，一些犯罪分子为非作歹，大肆鱼肉同胞，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而立足未稳的华胞由于语言不通和不谙所在国的法律，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终日。
是“华联会”为广大华胞撑了腰。从而，“华联会”成了旅匈华胞的“主心骨”。
陈大使，说真的，搞“华联会”，不是没有好处可捞，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捞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时，“四虎”市场老板讲只要我对他拍卖商亭使用权来个不闻不问，配合他达到他该达到的目的，他就背地里塞给“华联会”和我六十万美元。无疑，六十万美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有了这六十万美元，如果回到国内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一辈子也够吃够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这六十万美元的昧心钱，就要使广大华胞蒙受六百万美元的损失。这种缺德事儿，这种出卖人格和国格的勾当，我能干么？
然而，一斗“四虎”胜利了，广大华商的损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得到了广大华胞对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讥笑为傻瓜和白痴！
要说委屈，或者讲气愤，莫过于一斗“四虎”中与屠永明合建“中国商城”的事情了。
陈大使，当时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复。可事后，却有怀疑甚至诽谤我与屠永明穿一条连裆裤，合伙骗取华商的钱。
这不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又是什么？
我明明为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不惜肝脑涂地，却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诬指我是政治骗子，还向匈牙利警察；局“揭发”我是什么中国安全部门派过来的特务，还妄图武装一万名华人攻占布达佩斯进而夺取匈牙利的国家政权。
这些人良心何在？
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当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会坦然处之。
但是，要说不委屈，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