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人死亡。当时兄弟俩在密西西比河上分手，弟弟在宾夕法尼亚轮，哥哥则在晚两天启程的拉赛轮。一路上不断从孟斐斯报号外得到消息，一会儿说他的小兄弟幸免，一会儿又说受伤，这一次没说错，事实上，是致命的重伤，被安放在孟斐斯的公众大会堂挨着弥留的时光，“第六天晚上，他那恍恍惚惚的心灵忙着想一些遥远的事情，他那软弱无力的手指乱抓他的被单。”假如认为作家的经验不能全当真，那么科学家呢？我亲耳听一位早年留学剑桥，师从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专事基因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描述所亲历的一件往事。那还是在他幼年时候，因母亲重病，被送到相隔数条马路的外祖父母家中生活，一日下午，他与邻居小伙伴在弄堂里打玻璃球玩。下午的弄堂十分寂静，忽然间，却觉有人，一个男人，伏在他身边说道：你怎么还在淘气，你妈妈不行了！抬头一看，并无他人，起身飞奔回家，外祖父正接起电话，母亲那里报信来了。一个科学工作者，一生以实证为依据，他的讲述应当要比艺术者更为可信的。
对神秘的事物好奇是普遍的人性，每个小孩子都曾经在夜晚，浑身战栗着听过老祖母的鬼故事，如何分辨哪些是真实发生，哪些又是臆想？为了听故事的快感，宁愿相信是真的，可一旦要追究，却又都落了空，发誓赌咒，究竟也无奈何举不出一点凭据，最后只得任其遁入虚妄。而猎魂者们就是要从虚妄中攫取实体，听起来颇为荒谬，极可能劳而无功，但是，假如将其视作对人类智慧的挑战，就不能不承认勇气可嘉。
倘若说，这一代灵学研究者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接近于实证的材料，那么有两个人物是关键性的。一是剑桥圣约翰学院学生，澳大利亚人理查德霍奇森；二是波士顿一名小业主的妻子，利奥诺拉伊芙琳娜派普太太。前者是灵学研究者，后者是灵媒。我相信有关他们的记录一定收藏在某个重要的专业机构里，将会在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被展示，而当下他们在这本非虚构类的大众阅读书籍中的出场，多少染上文学的色彩。理查德霍奇森出生于墨尔本一个商人家庭，先在墨尔本大学修法律学士学位，终因提不起兴趣转向哲学，成为西季维克的学生。他天性崇尚自然和诗歌，或许是这两条，使得西季维克下定决心要引他加盟灵学研究。灵学研究带有空想的成分，或者说是浪漫主义的性格，在严谨的科学者看来，不免是离谱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向认识领域的纵深处开发，存在的物质性挡住了去路。科学锲而不舍、再接再厉，将一切现象全解释与证明为实有，世界成为铜墙铁壁，而你分明感觉到另有一个无形的疆域，忽隐忽灭，闪烁不定。
对于这虚妄的存在，中国人的态度要比西方人灵活得多，我们更承认现实，甘于将它置放在它该在的地方。当进行抽象认知的时候，决不会错过它，哲学里有老庄，文学里有志异；但轮到现实秩序时候，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些又凭借中国民间社会普遍的诗意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体。也因此，那一个灵异的所在，于中国人留下的多是抒情的篇章。我很欣赏明代徐渭的一则笔记，“记梦”，写梦中来到青山幽谷之间，见一道观，欲走入，却遭观主婉拒，说这不是你的家，然后又取出一本簿子，翻开检索一番，说：你的名字并不是“渭”，而是“哂”。《红楼梦》太虚幻境，更是一个大境界。《牡丹亭》的生死两界，则更加自由随意，带有瓦肆勾栏的佻跶韵致。而在西方二元论的思想体系，却此是此，彼是彼，非此即彼，定要搞个一清二白。即便是产生于近代的电影工业，其中的惊悚片，人鬼两界也是划分严格，不像中国的鬼故事，界限相当模糊，只需要一两点条件，便可互通往来。
我想，理查德霍奇森最后被老师西季维克说动，参加“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不止是出于诗人的爱好幻想的浪漫天性，更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唯物精神，要将未知变成已知。理查德霍奇森接受西季维克的委派，着手调查计划，第一步就是去到印度孟买。印度是一个奇异的地方，似乎天然与灵魂有涉，它对存在的观念比中国人更要广阔与宽泛。在他们的世界里，有形无形，是没有边界的，任何的发生，哪怕只是一个闪念，都是事实。所以，霍奇森去往印度就像是履行一个仪式，象征着他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虽然这一次出行本身并没有什么收获。霍奇森去孟买专为会见一位灵媒，布拉瓦斯基夫人，俄罗斯人，曾在西藏居住，据称与喜马拉雅山的神有心灵沟通。听起来，她真是采灵异之气场集大成，对于急切需要信仰的教众，这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但到了霍奇森这里，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结论很快出来了：“彻头彻尾就是场骗局！”
在这之前几十年里，就不断涌现灵媒问世：纽约州海德丝村的福克斯姐妹；从爱丁堡移民到美国纽约的修姆；能用意念摆布家具物件，水牛城的达文波特兄弟——为测试他们的超自然能力，哈佛大学调查团将他们捆得结结实实，关在封闭的密室中，观察动静如何产生。这让人想到魔术师哈里霍迪尼，从锁链中脱逃。这一幕魔术十分悚然，似乎暗示着幕后有着残酷的真相，比如脱臼之类的身体摧残。就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