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子

    也算后记（或警告）

    我第一次朗读那篇提名的短篇小说时，没有人昏倒。

    那是一个礼拜二晚上，在我几个朋友和我从一九九一年起大家分享我们作品的作家工作坊里。每个礼拜，我会朗读一篇我准备收入提名《恶搞研习营》的长篇小说里的短篇故事。我的目的是利用很普通的事物：胡萝卜、蜡烛、游泳池、微波炉爆米花、保龄球……等等来制造恐怖。

    没有人昏倒，事实上，我的朋友们都笑了。有时候，整个房间因为震惊和专注而寂静无声。没有人在他们那份复印稿的边上记些有用的笔记，也没有人伸手去拿酒杯。

    这比前一个礼拜二好多了，那天我那篇叫《出亡》的故事害我一个朋友进了浴室。她锁上门在里面哭了一个晚上。后来，她的心理医生还来问我要了份稿子，帮她做心理治疗。

    没错，这个礼拜，我那些作家朋友只大笑，而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三幕式的故事根据三件真实轶事所改编的，其中两件法正在我朋友身上，最后一件则是我为第四本小说做研究工作时，参加一个性爱成瘾的勒戒支援团体认识的一个人所出的事。那是三个很滑稽、也渐渐让人感到不对劲的真实故事，主题全是自慰方面的实验出了差错，错得可怕，简直像噩梦一样。

    但是这些故事既滑稽又悲惨到多年来，我每次上飞机，都会默默祷告：“主啊，拜托，别让这架飞机摔下去，因为我是你的子民中唯一知道全部三个了不起故事的人……”我默默地商量：“只要让我做点什么，能留下所有三个……”

    后来我写了，是二十几篇故事之一，和一些诗一集小说的各章交错穿插在一起，里面有几十个真实故事。全都多多少少……让人心里发毛。

    在我为长篇小说巡回宣传的时候，我第一次公开朗读，那是在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家人很多、店名叫“鲍威尔书城”的书店里。有一组荷兰来的电影工作人员在拍纪录片。店里大概挤有八百人，是消防安全规定下的最大容量。朗读得一气呵成，你没有多少时间抬起头来。不过我每次抬头，就看到前排听众的脸色有点发灰。然后有问答时间，签书会。结束。

    一直到我签完最后一本书时，一位店员才告诉我说有两个客人昏倒了，是两个年轻男子，都是在听朗读时倒在水泥地上，不过现在都没事了，只是记不得在站着听朗读到醒来发现周围都是人脚之间，究竟怎么回事。

    时序是九月，书店里又热又闷，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

    第二天晚上，在波尔德一家有冷气的书店里，另外一大群听的人里，又有两个人昏倒，一男一女。

    再过一天在西雅图，午餐时间到一家高科技公司朗读给公司职员听，又有两个男人昏倒，两个大男人。在听那个故事的同一时刻，两个人都猛地倒下，使得铝制折椅也倒下来，在大厅中大魔光亮的硬木板上发出巨响。听到这个声音，全公司的人都站了起来，每个人都踮起脚来看是谁倒了下去，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没事。朗读暂停了一下，有人用纸杯装了水过来，昏倒的人也弄醒了，在他们同意之下，我念完了那个故事，可是现在我们好像有了固定模式。

    第二天晚上，在旧金山——即使先有“不和谐协会”*来骚扰朗读活动，喷了我一身奶油，所有的会员都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摸样。即使有一名公关照着一个圣诞老人的脸上打了一拳，而我以五十美元贿赂他们再去喝一杯，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又有三个人昏倒。（*Cacopy，一个由达达主义变化来而，并无严密组织的团体，常以活动干扰文化活动，有人视为文化恐怖分子。）

    再过一晚，在柏克莱，一名由《出版家周刊》来的记者注视下，又有三个人昏倒。接下去的第二晚在圣塔克鲁兹，有两个人昏倒。

    那个三次都在现场的公关人员说，那些人在我念到“玉米和花生”的时候倒下。是这样的细节让坐着的人软瘫下去。首先，他们的手从怀里滑落，肩膀松垮，头歪向一边，然后他们身体的重量让他们跌落在地上或隔壁那人的怀里。

    根据我在意大利的翻译说，那些站着的人就这样往下一矮，消失在人群中，在波隆那，一名演员以意大利文朗诵，大群听众中出现好多空洞，都是有人昏倒躺在石板地上。“你可知道，”我的翻译说：“这个可怕的故事是在一间大教堂里朗读的吗？”

    在洛杉矶比弗利山图书馆的大会堂里，一个坐在后面的女子不断尖叫着要找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哭得厉害到她的红色罩衫看起来像被血浸透。那只是她的眼泪。而她的丈夫则躺在地上抽搐。在男厕所里，另外一个停了一半逃出去的男人，在用冷水泼在自己脸上时昏了过去，在水槽边上撞破了头。

    在堪萨斯城，也有个男人中途离席，逃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结果昏倒，在人行道上摔破了嘴唇。在拉斯维加斯，郡立图书馆里的两个大厅里挤满了想听的人，有个男的在我朗读途中抽筋。另外一个看闭路电视的房间里，则有两个人昏倒。在芝加哥，市立图书馆有两个厅里坐满了听众，也有两个人在看电视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