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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太满意地看了看来客。密勒讨厌硬领和领带，平时尽可能避免使用它们，他穿着一件白色尼龙高领绒衣，外罩一件圆领的套头黑色绒线衫，在这两件衣服外面他还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衣。医生的表情明白地说明，探视病人时以穿上硬领打上领带更为合适。
“她的侄子？”他惊奇地重复说，“奇怪，我不知道温德尔小姐有一个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着的亲戚，”密勒说，“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来了。文策尔先生今天早晨才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看望她的。”
“文策尔先生平常这个时候就会上这儿来的。”医生说。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温和地说，“至少，今天早上他在电话上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他几天之内不会回来，还要我替他来探望探望。”
“出门了？多么离奇，多怪啊！”医生沉默了一会，踌躇不决，然后加了一句，“请等一下。”
密勒看见他从他们在那儿谈话的那个前厅转身出去，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从开着的门里，他听见医生在给文策尔家里打电话。
“他真的出去了吗？……今天早上？……要几天吗？……噢，不，谢谢你，小姐，我只要证实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来了。”
医生挂上话筒回到前厅，“奇怪，”他咕噜说，“温德尔小姐入院以后，文策尔先生每天准时来到，真是最忠实不过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见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况很糟，你知道。”
密勒装作忧郁的样子。“他在电话上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扯谎说，“可怜的姑姑。”
“你是她的亲戚，当然可以跟她一起呆一会儿。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她说话已不太有条理了，因此我必须要求你说话尽量简单明白。请这儿走。”
医生领着密勒走过几个通道，在一间卧室前站住了。这座房子过去显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后来改成医院的。
“她就在这儿。”他说着，让密勒进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密勒听见他回去的脚步声。
房间里黑糊糊的，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从稍稍拉开的窗幕缝里透进来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线之后，他才看清了床上那个女人枯萎的模样。在她的头下和肩下垫着几个枕头，她脸色苍白，而身上的睡衣却又颜色那么浅，以致整个人都跟床上的铺盖混成一片了。她双目紧闭。密勒很少有希望从她那儿探听到失踪了的伪造证件者可能的去向。
他低声叫道：“温德尔小姐。”眼皮活动，张开了。
她盯着他看，但眼睛里毫无表情，密勒怀疑她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重新闭上她的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嘟哝作声。他俯近过去想听清从灰白嘴唇里吐出来的混乱语句。
那些语句没有什么意义。有几句是关于罗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里的。还有什么“全穿着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极了”，然后还有些混乱的无意义的单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温德尔小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垂死的妇人继续嘟嚷着。密勒听到说的是：“……每人都带着一本祈祷书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么纯洁。”
密勒皱起眉头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在昏乱中，她是在回忆她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象他自己一样，她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温德尔小姐？”他重复说，心里不存什么希望了。
她再次睁开眼睛，盯着他，望着围在他颈上的白色宽带，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惊的是她又闭上了眼睛，而她扁平的身躯却抽搐起来了。密勒着急了，他想还是把医生叫回来的好。两行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顺着羊皮纸似的面颊滚落下来。
她的一只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时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惊人的力量，或者简直是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说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这几句话之前，密勒已认定她不可能告诉他关于克劳斯·文策尔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挣脱出来动身走了。
密勒愣了几秒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这才明白那妇人在朦胧的光线中认错人了。
他心里斗争了两分钟，决不定是就此离开她回到汉堡呢，还是冒一下灵魂进地狱的危险，最后寻试一下通过伪造证件者的线索来追寻爱德华·罗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于是她开始讲了，她用一种枯燥乏味的单调语言叙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巴伐利亚的田野和森林里度过的，出生于一九一零年。她记得她的父亲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一九一八年停战时才回来，对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家伙满腔怒火，恨声不绝。
她记得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动乱，记得在慕尼黑附近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有一个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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