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德萨档案

    星期三早晨也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五个部门的头头集会进行每周一次非正式讨论的时间。在大多数国家内，各个不同情报机关之间明争暗斗的情况是传奇性的。在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憎恶GRU的胡作非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英国保安部把伦敦警察厅特别处看做一帮跑不了路的警察，而法国SDECE里骗子手之多，连专家们都搞不清法国情报机关究竟是政府的一部分，还是黑社会的一部分。

    以色列是走运的。五个部门的首脑每周一次集会，友好地交谈，各部门之间并无摩擦。这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的得益之处。会上，传递着咖啡和冷饮，在座的人用名字彼此称呼，气氛是轻松的，工作效率要比那种书面备忘录成灾的地方高得多。

    十二月四日早晨，摩沙德的主管人、以色列情报总局五个有关部门的首脑米尔·阿密特将军，赶来赴会，正在途中。从他那由司机驾驶的车身很长的黑色轿车车窗看出去，美妙的曙光正洒向特拉维夫鳞次栉比的粉墙。但将军无心观看，他忧心忡忡。

    烦恼的原因是当天早上凌晨时分，他接到一份情报。这份短短的情报在档案处无穷无尽的案卷里只是沧海一粟，但很重要，因为他在开罗的一个谍报员发来的这份电报，是关于海尔旺火箭的材料。

    汽车沿着齐纳圆形广场转弯，直向首都北郊驶去。四十二岁的将军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透露一丝他的心事。他靠在座位上，回想着正在开罗北面建造的那些火箭的来龙去脉，它们已经使几个人付出生命，而且使他的前任伊萨尔·哈勒尔将军丢了官……

    一九六一年期间，远在纳赛尔的两枚火箭在开罗街头公开展示之前，以色列的摩沙德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从来自埃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时起，333工厂就被置于经常监视之下。

    情况完全清楚，埃及人通过敖德萨的帮助，大规模招聘德国科学家为海尔旺火箭工作。于是问题严重了；一九六二年春天更加变得无比严重。

    那年五月，负责招聘科学家的德国人海因茨·克鲁格，首先找上了维也纳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奥托·约克来克博士。

    这位奥地利教授不仅不愿接受招聘，反而去找了以色列人。

    他透露的那些事情，使特拉维夫方面大为震惊。他告诉派去会见他的摩沙德的谍报员说，埃及人打算给他们的火箭装上内有放射性核子废渣和人工培养的腺鼠疫细菌的弹头。

    消息如此重要，以至摩沙德的主管人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这位曾亲自把绑架来的阿道夫·埃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监送到特拉维夫的人，亲自飞到维也纳来和约克来克本人谈话。他深信教授的话是准确的，因为有消息证实说，开罗政府刚刚通过苏黎世的一家公司，购入一批放射性钴，其数量相当于埃及在医学方面可能需要量的二十五倍之多。

    伊萨尔·哈勒尔从维也纳回来后，立即去见内阁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力请准许他开始一场针对正在埃及工作或将要到那里去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报复运动。年老的总理感到为难。一方面，他知道新的火箭及其毁灭性弹头带给他的人民的可怕危险；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很快即将到达的德国坦克和枪炮的价值。以色列人在德国街头的报复行动，正足以说服阿登纳总理听从他的外交部里那帮人的意见，取消武器交易。

    在特拉维夫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与波恩内阁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分歧很相类似。伊萨尔·哈勒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赞成对德国科学家实行强硬政策；希蒙·佩雷斯和军方则生怕失去宝贵的德国坦克。本·古里安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

    他想出一个折衷办法：他授权哈勒尔着手一项静悄悄的、谨慎的运动，劝阻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去开罗帮助纳赛尔建造火箭。但是哈勒尔由于他对德国和德国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却超越了他的命令的界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日，海因茨·克鲁格失踪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克莱因瓦赫特博士和一个不明身分的埃及人一块儿吃饭，克莱因瓦赫特博士是他试图招聘的火箭推进器专家。十一日早晨，人们发现克鲁格的汽车丢弃在慕尼黑郊外他家附近。他的妻子马上断言他让以色列谍报员绑架去了，但慕尼黑的警察既没有发现克鲁格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绑架的证据。其实，他是让一个名叫里昂的神秘人物率领的一帮人弄走的，他的尸体被扔在斯塔恩柏格湖里，用沉重的链条缠身，沉于湖底乱草之中。

    于是运动的矛头转向已在埃及的德国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汉堡付邮的一个挂号包裹，寄给曾为法国工作现来到开罗的火箭科学家。他的秘书汉纳劳莱·万达小姐打开包裹，随之发生的爆炸使这位姑娘终身残废，眼睛炸瞎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个也是在汉堡付邮的包裹，寄到了333工厂。这时候埃及人已经对外来的邮包采取了安全措施。

    邮务室的一个埃及公务员割断包裹的绳子，结果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个包裹被切断了导线而免于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