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色列军队中持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色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洗澡间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轮奸等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洗澡间去从体重检查器里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德国万岁。”
※※※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熟。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个星期六早晨，潮湿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道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那家杂志联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帐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反影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洗澡间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它。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操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的脱衣舞女。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借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对顾客们那种色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他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可怜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对密勒说，“他们家里应该有个好女人才好。”
“你说什么，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