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那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会的精华以及数以千计的德国移民所喜爱的聚会地点。
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尔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色列每年达五千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六个月后，华尔道夫协定由于西德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和希蒙·佩雷斯签署的另一协定而臻于完成。根据其中条款，以色列可以使用德国的钱在德国购买武器。
阿登纳意识到第二个协定更会广泛引起争议，便拖延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他去纽约会见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候。肯尼迪施加了压力。他不想从美国直接把武器交给以色列，但他希望这些武器总会通过某种途径送达。以色列需要战斗机、运输机、105毫米榴弹炮、大炮、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最最需要的是坦克。在德国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主要是美国货，有的是从美国买来以补偿根据北约协议驻在德国的美军维持费用，有的是经许可在德国制造的。
在肯尼迪的压力下，斯特劳斯－佩雷斯密约付诸实施。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波恩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色列武器密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的雅号。他一上台，以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经由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恩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