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听筒。离选举还有13天，他已经感到沮丧，自己可能是大错而特错了。除了奈杰尔爵士外，已经再没有人相信他的预感了。一个不起眼的圆钋盘和一个小小的捷克交通员根本不值得去追查，甚至会风马牛不相及。
“好吧，伯纳德爵士，”他对着嗡嗡的话筒说，“一周就一周。过了一周，无论如何，我也去搜查。”
星期一下午，从赫尔辛基飞来的芬兰航空喷气客机跟往常一样，准时抵达了希思罗机场。机上的旅客通过机场海关时，没有发现什么不符合手续的问题。其中有一名高个子、大胡子的中年旅客，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乌尔霍·努蒂拉。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芬兰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父母都是芬兰人，但他实际上是俄国人，叫瓦西里叶夫，职业是原子工程科学家，在苏联炮兵部队军械研究局工作。跟大多数芬兰人一样，他也能讲听得懂的英语。
出了关之后，他搭乘机场客车来到希思罗的播塔饭店。他进入饭店的前厅，向有经过登记处，来到饭店的后门；后门通向停车场。他站在那里等着，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停车场，没有人注意他。一辆小卧车开到他跟前，司机落下了窗玻璃。
“机场的客车是把旅客送到这儿吗？”那人问。
“不是，”这个旅客回答，“我想是送到前面吧。”
“你从哪儿来呀？”那年轻人又问。
“芬兰。”大胡子回答。
“芬兰一定很冷吧？”
“不冷。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很热的，但最讨厌的是蚊子。”
那年轻人点点头。瓦西里叶夫绕过车，钻了进去。他们开走了。
“贵姓？”彼得罗夫斯基问。
“瓦西里叶夫。”
“这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用了。我叫罗斯。”
“要走很远吗？”瓦西里叶夫问。
“大约两小时。”
剩余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开着车。彼得罗夫斯基变换了几次路线，看有没有尾巴，没有。在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消失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切里海斯胡同。邻居路边的草坪上，阿米塔奇先生正在剪草坪。
“公司的？”瓦西里叶夫下车后向门口走去时，邻居问。
彼得罗夫斯基把那人的小提箱从车后拿出来，向阿米塔奇挤了挤眼。“总公司的，”他小声说，“工作出色，可能升啊。”
“哦，我想也该了。”阿米塔奇笑着说。他鼓励似地点点头，又继续剪草。
到客厅后，彼得罗夫斯基跟往常一样，先拉上窗帘再打开灯。瓦西里叶夫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好。”开灯后，他说：“谈谈公事，送给你的九件东西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共九件。”
“咱们核实一下。一个小孩玩的球，重约20公斤。”
“你看看。”
“一双鞋，一盒雪茄，一个石膏壳。”
“你瞧。”
“一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电动刮胡器，一只钢管，特别沉。”
“那可能是这个。”彼得罗夫斯基从衣柜里面拿出一只短短的金属筒，很重，外面带有防热层。
“是它，”瓦西里叶夫说，“最后是，一只手提灭火器，非常沉，和一对大灯，也很重。”
“你瞧。”
“好，都对。如果你把那些普通的附件买齐了，我明天早上就开始干。”
“何不现在就干呢？”
“你瞧，小伙子，首先，又锯又钻，在这个时间会引起邻居不满的；其次，我累了，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是马虎不得的。我明早神清气爽地开始干，天黑就能搞完。”
彼得罗夫斯基点点头。“你在后面的卧室睡。我星期三送你去希思罗，赶上午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