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带有纱窗的小房间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8点30分，他出来了，走到艾治威尔路的一家餐馆，简单地吃了点晚饭，又回来了。他没有扔下什么东西，也没接到什么指示，饭桌上也没留什么东西，在街上没跟任何人讲话。
他做了两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在去饭馆的艾治威尔路上，他突然停下来，向一个玻璃窗看了一会儿，又回身朝来路走回去。这是发现有没有盯梢的老花招儿。但这个招儿并不一定高明。
离开餐馆后，他停在马路边，等着车水马龙的车辆空隙，然后急忙穿过马路。在马路另一边，他停下来，回头环视路上，看有没有人跟着他穿过马路。什么人也没有。温克勒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离伯金肖的第四个盯梢更近了，那个盯梢始终在马路的对面。当温克勒搜寻路面时，那个盯梢就在几英尺之外，假装在叫出租车。
“我们在盯着他，”伯金肖告诉科克大街的总部说，“他在防备盯梢，但很蹩脚。”
伯金肖的判断传到了切尔希，普雷斯顿听到后点了点头，放心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温克勒在艾治威尔路转了一圈后，回到旅馆，晚上再也没出来。
同时，在桑蒂纳尔大楼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紧进行。特勤人员在希思罗机场和贝斯沃特马路上给温克勒拍的照片已经洗印出来，并且毕恭毕敬地摆到了传奇性人物布劳德温女士的慧眼前。
对外国间谍或涉嫌间谍的识认，是任何情报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可能为对手干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种情报机关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国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来，装进一本本的相册中。外国使节。商业人员、科技文化代表团等，虽然不一定都拍照，但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或其同情国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档案越积越多。同一个男人或女人，大约都有20张照片，拍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这些照片从来不扔掉，它们的用处就是为了“识认出”什么人来。
如果一位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陪着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加拿大，那么，他的面部照片就将被加拿大皇家警察传送给华盛顿。伦敦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兄弟机构。很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国的独立庆典上曾拍过同样一个人的照片，但那人却叫科兹洛夫，是一个记者。如果一旦对科兹洛夫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时，参照他在握大华时的身份，那么，对他就可以“识认”出来，说明他只能是一个克格勃。
盟友情报机关之间，包括以色列精明强干的摩萨德情报局，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换。几乎没有一个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苏联集团来的记者不出现在相册里的。同样，进入苏联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不在苏共中央的大厅中愉快地照一张相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电脑库来储存千百万张面孔的图像，以便与每天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面孔相对照。而英国却使用布劳德温女士，虽然这有点浪漫，但却是真的。
布劳德温女士岁数不小了，常常是操劳过度。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总是让她快些“识认”这个、“识认”那个。这一行，她已经干了40年，并且一直为桑蒂纳尔大楼工作。她在那儿有一个庞大的照片档案库，构成了六局的“脸谱大全”。其实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里面是一排排的相册。只有她对这些照片了如指掌。
她的大脑就像中央情报局的电脑库一样，甚至有时要比那个电脑库还灵。在她的大脑里储存的不是30年战争的细节，也不是华尔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种面孔。像鼻子的形状、下巴的线条、眼睛的神采；像面颊的垂度、嘴唇的曲线和擎杯夹烟的姿势；像一个人在奥地利酒馆中微笑时被拍了照，几年以后他那镶装牙齿的光泽，又出现在伦敦的超级市场里——这些都储存在她那惊人的记忆里。
这天晚上，贝斯沃特街在沉睡，伯金肖的人守在监视岗位上，而布劳德温女士却坐在那里，盯着弗朗兹·温克勒的脸。两位六局来的年轻人默默地等待着。一小时后，她只是说：“远东。”便沿着一排排的相簿走去。在5月26日（星期二）的凌晨，他被“识认”出来了。
这张照片照得不好，还是五年前的。那时温克勒头发还较深，身体也细一些。他正在参加印度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大使旁边。
一个年轻人看着两张照片，疑虑重重。“你敢肯定吗，布劳德温？”
“他的相貌要是变了的话，除非铁树开了花。”
年轻人急忙回去打电话。
“认出来了，”他说，“他是个捷克人，五年前是东京捷克大使馆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名字叫吉利·海克。”
普雷斯顿在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他听了一会儿，谢谢打电话的人，把听筒又放下了。他高兴地笑了。
“逮住你了。”他说。
上午10点钟，温克勒仍在旅馆里。科克大楼的行动控制已经转交给了K分局二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