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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向后仰着，全神贯注地听着，双眼望着天花板，手指中摆弄着一只全自动铅笔。
普雷斯顿口头汇报完之后，哈考特·史密斯问道：“是这样吗？”
“是的。”普雷斯顿说。
“这位温·埃文斯博士，他准备把他的推论写成书面形式吗？”
“布赖恩，不能说是推论，是对这种金属的科学分析以及它的已知的两种用处。而且，是的，他是同意写成书面报告的。我要把它附在我的报告上。”
“是你的推论吗？或者也是科学分析？”
普雷斯顿没有理会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认为，水手谢苗诺夫到格拉斯哥来，一定是要把那个筒和里面的东西交到一个联络点或者亲自当面交给某个人，”他说，“非此即彼。这就说明，有个特务，已经在这里了。我想，我们应该把他挖出来。”
“想法很妙，但是，约翰，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说心里话，到哪儿去找呢？你总是让我无所措手足。你就给我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从死去的俄国水手那里搞来的稀有金属盘，我还看不出有什么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除非你能再多提供些证据。”
“已经识别出来它是原子装置的半个引发器，”普雷斯顿提示说，“它哪里还只是一块金属呢？”
“那好，就算是一个什么装置的半个什么引爆器，就算是送给已经住在英国的一个苏联特务，约翰，相信我，你把你的整个报告交上来时，我一定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然后把它收入档案室不转发？”普雷斯顿问。
哈考特·史密斯的微笑显露出一种果断的阴险。“没有必要。跟其他报告一样，你的所有报告都会被认真考虑的。我建议你能找出一些确凿的证据，从情报理论方面来充实你的预测，再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报告。”
“好吧，”普雷斯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要坚持到底。”
“你搞吧。”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走了后，副总局长查了一下内部电话号码表，给人事处长打电话。
第二天，15号，星期三，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于中午在伯明翰的西米德兰机场着陆。在旅客中，有一个持丹麦护照的年轻人。
护照上的名字也是丹麦人的名字，如果有人好奇地跟他讲丹麦话的话，他也会讲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实际上，他母亲是丹麦人，他从母亲嘴里学会了基本的丹麦语。现在，由于进了几次语言学校和多次访问丹麦，他的话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了。
但他的父亲却是德国人。他战后出生在爱尔福特，并在那里长大，所以，他成了东德人。后来，又成了东德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他不知道自己到英国来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使命很简单，只按信中写的去做就行了。他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移民手续，叫了一辆车，让车把他送到新街的米德兰旅馆。一路上和办理进关手续时，他都小心地保护着那只打着石膏的左臂。他被警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他那“断了”的胳膊拎手提包。
一进到房间中，他便锁上门，从手提包底拿出一把切刀，沿着胳膊内侧的一条细细的切割线，慢慢地切割着石膏。
切开后，他把石膏撬开半英寸，把胳膊、腕子和手抽出来。他把空空的石膏扔进带来的袋子中。
整个下午他都躲在房间里，以便不让日班的服务员看到他拿掉了石膏，等天黑换了服务员后再离开旅馆。
人家告诉他说，新街站的报摊是接头地点。在约定的时间里，一位穿着黑色摩托服的人走过来，小声地说了暗号，他把手提包交给了那人，那人便走了。只用了几秒钟。谁也没受到别人的注意。
拂晓时，夜班服务员还没下班，他结了账，出了旅馆，乘早班火车来到曼彻斯特，从这里坐飞机飞走了。这里没人知道他胳膊打没打石膏。他途经汉堡，在日落时抵达柏林，又在查理检查站以一名丹麦人的身份过了柏林墙。他们自己的人在墙那边接他，听了他的报告，高兴地把他送走了。第三只包裹送完了。
约翰·普雷斯顿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他本来要与汤米一起休息一周的计划成了泡影。本星期的大半时间都花在向哈考特·史密斯作口头汇报上了，而汤米只好在家里看书和看电视。
今天上午，他还是履行了计划，带汤米到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去了一下，下午却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写他的书面报告。人事处克里奇顿的信在他的桌上放着。他看了一下。有些事他简直无法相信。
信的措辞当然是非常友好的。看一下普雷斯顿的考勤，就可以知道，他还存有四周假没有休。当然，他是知道的，往后拖假是不提倡的，理由也很简单，应该按时休假。废话，扯淡。总之，应该及时要求他把后拖的假期提前，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就开始休假。
“这些混蛋，”他朝着办公室那边骂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往人事处打电话，坚持要跟梯姆·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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