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他预感到危险。这老头子根本不是职业情报工作者，只不过是在克格勃当了几年头头。尽管自己的前途未卜，但自己应该搞清楚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看了一下表，11点半。他让车开过来，钻了进去，向莫斯科的家中开去。
星期一上午9点差10分时，巴里·班克斯来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桑蒂纳尔大楼是泰晤士河南岸上一座巨大的方形大楼，有点过分花哨，大伦敦市政厅将它租给了政府的某个部，里面的电梯都很古怪，下面几层楼的墙围子上都挂着嵌花壁饰，遮盖着下面斑斑驳驳的瓷砖。
班克斯在门口出示了证件，一直上了楼。局长立即见了他，摆出一副平时对手下人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
“你听说过五局有个叫约翰·普雷斯顿的人吗？”局长问。
“听说过，爵士，但不熟，只是碰到过几次，都是在戈登的酒吧里，去喝酒的时候。”
“他是C分局一处的一个科长，对吗，巴里？”
“不是了。上周他已经调到C分局五处三科了。”
“啊，真的吗？大突然了。我听说他在一处干得不错啊！”奈杰尔爵士认为没有必要告诉班克斯，他已经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上见过普雷斯顿，并且还让他代表自己到南非跑了一趟。班克斯根本不知道贝伦森事件，也没有必要知道。而班克斯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局长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据他所知，普雷斯顿跟六局没有关系。
“是大突然了，实际上他在一处只待了几周，新年以前他是F分局一处的。后来，不知他干了什么事得罪了伯纳德爵士，确切地说是得罪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于是被踢到C分局一处。然后，在4月，又被‘嘿’地一下子踢走了。”
原来是这样，奈杰尔爵士想道，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可能吗？值得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大声说：“你认为他什么事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呢？”
“我确实听到一点，爵士，从普雷斯顿那里。他不是对我讲的，但我离他很近，能听得到。那时他在戈登的酒吧里，大约两周以前。他显得有些不安。他花了几年时间准备了一份报告，去年圣诞节前交上去了。他认为他的报告应该受到重视，但哈考特·史密斯却把它打入冷宫。”
“嗯，F分局一处，正是极左党派处，是不是？你瞧，巴里，我想让你给我办点事。对这事不要吵吵嚷嚷，要悄悄的。查出那份报告的登记号，从档案室把它找出来，能办到吗？封到信袋里送到这儿，写我亲启。”
班克斯又来到街上，还不到10点钟，他朝北向查尔斯大街走去。
苏联民航机组人员吃早点时间很充裕。9点29分，罗蒙诺夫大副向厕所走去。他曾到这个厕所来过，认准了该占哪一间，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个已经有了人，并且闩上了门。他进入第二个，也闩上了门。
9点30分，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六个数字，放在隔板下的地面上。一只手从隔板下伸过来拿走了卡片，在上面写了什么又退了回来。罗蒙诺夫将卡片捡起来，卡片背面写着他盼望的数字。
对了暗号之后，他把半导体机放在地上，那只手又伸过来，毫无声息地把半导体拿了过去。外面，有人正在小便。罗蒙诺夫拉了一下水箱，打开门，过去洗手。直到那个小便的人离去，他才跟着出来。开往希思罗机场的面包车正停在门口，机组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索尼半导体机不见了，人家以为他装在手提包里了。第一只包裹送完了。
中午前，巴里·班克斯给奈杰尔爵士打电话。这是内部电话，非常保险。
“事情很怪，奈杰尔爵士，”他说，“我查到了你要的那份报告的号码，就到档案室去拿。我跟那个档案员很熟。他说确实归了档，但不在。”
“不在？”
“不在，借出去了。”
“谁借的？”
“一个叫斯旺顿的人，我知道他。奇怪的是，他是财务处的人，所以我问他能不能借阅一下。这又来了第二个怪事，他不借，说他还没用完。从档案室登记来看，他已经拿去三周了。在他以前，另一个人还借过。”
“是厕所清扫工吗？”奈杰尔爵士问。
“差不多。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
奈杰尔爵士想了一会儿。要想永远控制一份文件不外传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把它借来，永远也不还。他深信，斯旺顿和另一个人一定都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人。
“巴里，你要找到普雷斯顿的私人地址，下午5点来见我。”
这天下午，卡尔波夫将军坐在办公桌旁，揉着自己又酸又硬的脖子。他昨晚没有睡好。虽然路德米拉睡在身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没睡着。天快亮时，他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曾想利用日常工作之便把事情搞明白，但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英国秘密行动的幕后人是总书记，这是无疑的。但总书记除了自称懂些英语之外，对英国一点也不了解。他一定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