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容易，容易得简直令人怀疑。但却是真的、确实的。克格勃全力以赴地讨好这个英国人，使这个动摇的人仇恨他的服役和他的国家，从而同意为苏联效劳。1968年夏天，卡尔波夫在东柏林亲自训练他，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鄙视他。这个人在柏林的逗留以及他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合同快到期了，他要在1968年9月回英国并且转业。他们建议他离开空军后，设法在切尔股纳姆国家电讯总局找个工作。他同意了，并于1968年9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工作。他的名字叫杰弗里·普赖姆。
为了能继续与普赖姆保持联系，卡尔波夫便以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伦敦，继续对普赖姆控制了三年。一直到1971年他回莫斯科时，才把他移交给接任者。这个成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调回到三处时，升为少校。在三处，整个70年代他都掌管着普赖姆的情报。显而易见，在任何情报单位里，能够搞来准确情报的活动都要受到重视和表扬，而这种表扬总是与该活动的主管官员分不开的。
1977年，普赖姆离开了国家电讯总局。英国人已经觉察到一些失密的地方，而且盘查得非常紧。1978年，卡尔波夫又回到伦敦，这回他是使馆的最高人物，职衔是上校。普赖姆虽然已经不在国家电讯总局了，但他仍是特务，卡尔波夫设法警告他要注意隐蔽。卡尔波夫指出，1979年以前的活动，一丁点儿马脚都没露出来。因而，有什么意外的话，普赖姆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卡尔波夫生气地想道，普赖姆要不是把他那肮脏的手伸向小姑娘的话，他如今还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早就知道普赖姆这个人太轻浮。终于，由于犯了见不得人的强奸罪而引来警察登门。于是，他全坦白了，因为七条间谍罪而被判了35年。
但是，伦敦搞了两次恩赐来抵消普赖姆事件的影响。1980的一次酒会上，他被介绍给英国国防部的一位文职人员。起初，那人没有听清楚卡尔波夫的名字，在意识到他是俄国人之前，还跟他客套了几句话。但知道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从那人的无礼和冷漠，他觉察到，不管自己作为一个俄国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人对他都是深恶痛绝的。
他并没有往心里去，但很好奇。他了解到，那个人是乔治·贝伦森，又经过几周的调查，发现那人是一个铁杆反共主义者，但却是南非的狂热追随者。他个人认为，可以使用蒙蔽的方法利用贝伦森。
1981年5月，他回莫斯科主管三处。他询问有没有亲苏的南非特务。地下处提到，他们在那儿有两个人：一个是军官，叫格哈特，在南非海军；另一个是外交官，叫马雷。但是，马雷在波恩待了三年，刚刚回到比勒陀利亚。
正是由于他控制马雷有功，才使他于1983年春升为少将，并当了地下处的处长。他命令这个南非人要求到伦敦任职并以此作为他毕生工作的归宿。1984年，他遂愿以求。卡尔波夫极端秘密地亲自飞到巴黎向马雷面授机宜。马雷要培养乔治·贝伦森，吸收他为南非效劳。
1985年2月，基尔皮琴柯死后，卡尔波夫继任他的职位。一个月以后，即3月，马雷报告说贝伦森上钩了。当月，贝伦森的第一批材料送了过来。这真是一个千金难买的聚宝盆。从那以后，他一直把贝伦森一马雷行动当做处长的点来亲自抓。两年当中，他两次到欧洲城市与马雷亲自会面，了解情况并向他表示祝贺。今天午饭时，信使将带来贝伦森的最新材料，这些材料是马雷寄到哥本哈根一个克格勃联络点的。
1978至1981年在伦敦期间还给他带来了第二个好处。按照他的习惯，他给普赖姆和贝伦森起了自己的代号：普赖姆叫奈茨布里奇；贝伦森叫汉普斯特德。接着，又来了切尔希……
他很尊重切尔希，不像对普赖姆和贝伦森那样，他鄙视那两个家伙。跟他俩不同的是，切尔希不是一个特务，而是一个熟人，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机关里地位很高的人，一个跟他卡尔波夫一样的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周围环境的现实相结合的人。卡尔波夫从来都没被那些西方的参考杂志所迷惑，那些鬼参考只是为那些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的情报人员而准备的。在他看来，只有政客们才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情报人员应该在阴暗的街道上行走，利用谎言和欺骗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一旦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能自拔的话，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秘密人员常常犯的错误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
切尔希曾两次暗示他，如果苏联一意孤行，那么，就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两次都是对的。由于卡尔波夫及时地通知自己的人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又确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因而，使他的身份倍增。
他停下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鲍利索夫是对的。正是总书记本人在亲自组织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他鼻子底下的英国进行着，然而却回避着克格勃的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