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局的局长仍然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来到S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90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90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