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察从他们的档案中找这个名字。维尔扬先找到了。
麦克斯·莱文森在海边开了一个小旅馆。维尔扬打电话找到了莱文森太太。她肯定说，她丈夫在344号集中营待过。但现在她丈夫钓鱼去了。
他们等他回来，无聊地转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来。普雷斯顿跟他谈起来。这位旅馆老板从东海岸通过电话线传来开朗洪亮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弗利基。这个混蛋小子逃到了树林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怎么了？”
“他是哪儿的人？”普雷斯顿问。
“东伦敦。”莱文森毫不犹豫地说。
“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讲得很少，”莱文森回答说，“当然是南非人喽，南非语讲得很流利，英语很糟，劳动家庭。啊，我想起来了，他说过他爸爸是那里铁路的扳道员。”
普雷斯顿跟他说了再见并转向维尔扬说：“东伦敦，咱们能开车去吗？”
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号的“中心”，虽然那幢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