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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顿的请求下，维尔扬和他在联合大厦四楼的办公室里会了面。由于是星期天，几乎整个大楼都归他们所有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维尔扬上尉问。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许多，”普雷斯顿说，“有些事情是不对头的。”
“从北边回来你睡了一路，”维尔扬不快地说，“可我得开车。”
“啊，但是你比我结实多了。”普雷斯顿说。
这话使维尔扬很高兴。他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经常坚持锻炼。他变得随和起来了。
“我想找另一名战士。”普雷斯顿说。
“什么另一名战士？”
“跟马雷一起逃走的那个。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战士’或‘我的同志’，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呢？”
维尔扬耸了耸肩。“他认为无关紧要。在温伯格医院时，他一定会告诉当局的，以便通知家属。”
“那是口头的，”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听他说的军官们可能很快就被遣散为老百姓。只有书面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他提到了但又没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个战士。”
“但是他已经死了，”维尔扬分辩说，“他42年前就埋在波兰森林的坟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谁。”
“可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呀？”
“马雷说在那个集中营里只靠红十字会食品包维持生命，”普雷斯顿说，似乎在冥思苦思，“他还说是在圣诞节以前逃走的。这必然使德国人感到不安，通常是全体都要受到惩罚——失去特殊照顾，包括不给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圣诞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人？”
在南非没有旧战俘协会，但有一个退伍军人联谊会，包括那些打过仗的人。这个组织叫钢盔协会。钢盔协会成员的每个分会的会议室叫做“弹洞”，负责人叫“老牛”。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每人用一部电话，分别与南非每一人“弹洞”联系，设法找到一个在344号集中营待过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那所集中营里的11000名战俘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南非人很少。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死了，钢盔协会的成员中，有的到高尔夫球场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认，有的给出了一些主意，结果仍然到处是死胡同。太阳落山时，他们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时，维尔扬才喘了一口气。他在开普敦找到一位退休的肉类加工商，维尔扬和他讲着南非语。他用手捂上话筒说：“这个人说，他在344号集中营待过。”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安德森先生吗？啊，我叫普雷斯顿。我正在对344号集中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谢谢，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儿待过。你还记得1944年圣诞节吗？两个南非战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确实记得。对，我肯定是相当糟糕的……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啊，不住在一个屋？是啊，当然了。那么，你记得南非国民大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吗？……罗伯特准尉。全名是什么……请仔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7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100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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