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
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