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现在那里种西红柿和鳄梨。谁也编不出那些来，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怀疑，也只能是在国外。”
普雷斯顿显得闷闷不乐的样子。窗外夜幕在降临。
“好吧，”维尔扬说，“我在这儿帮助你。下面你想怎么干？”
“我想从头开始，”普雷斯顿说，“这个地方，杜威尔斯克鲁弗，远吗？”
“开车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你想到那儿去吗？”
“对。咱们能早点儿动身吗？明早6点，怎么样？”
“我设法从车队搞一辆车，6点到旅馆。”维尔扬说。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韦的路上，汽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现代化的。维尔扬开来了一辆没有标记的舍瓦尔牌汽车。这种车通常是南非情报局使用的。汽车飞驰着，穿过奈尔斯特龙和波特吉特斯鲁斯，只用三个小时，就到了彼得斯堡。一路上，普雷斯顿有幸看到非洲广袤无垠的大地。这种景象，使那些适应了狭小天地的欧洲游客大为赞叹。
在彼得斯堡，他们转向东方，在平坦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驶了50英里，淡蓝色的渺渺苍穹与无边无际的地平线遥相接应。直到他们到达叫做水牛岭的悬崖时，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赛基峡谷。当他们盘旋向下时，普雷斯顿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着峡谷，一片葱笼茂密。在平展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蜂箱一样的非洲小屋，屋周围是禽舍、牛栏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数都分布在穆赛基谷底。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劈柴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儿童放牧着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妇女弓着腰在田间劳动。
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回转地顺着悬崖爬向穆赛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这就是杜威尔斯克鲁弗，意思是魔鬼沟。
10分钟后，他们进入沟中，慢慢地从新小学校前驶过，来到勃塔街，这是小镇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儿去？”维尔扬问。
“老农马雷死的时候，一定留有遗嘱，”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这就必然有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要有个律师。咱们找一下，在杜威尔斯克鲁弗有没有律师？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维尔扬把车开到克斯坦斯修配厂的前院，指着马路对面的因姆波旅馆说：“去喝杯咖啡，也给我要一杯。我加满油，再打听一下。”
5分钟后，他来到旅馆的前厅找到普雷斯顿。“有一位律师，”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是盎格鲁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马路对面，与修配厂隔两个门。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们去吧。”
本森先生在办公室。维尔扬将装在塑料夹中的卡片向律师的秘书晃了晃，这一招儿立刻见效。她用南非语对着内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立刻被领进本森先生的办公宦里。本森很和气，满面红光，穿着浅驼色西装。他用南非话向他俩问候。维尔扬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这位是普雷斯顿先生，从英国伦敦来。他想向你问个问题。”
本森先生叫他们坐下，又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请吧，”他打着手势说，“只要我知道的。”
“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普雷斯顿问。
本森诧异地看着他。“大老远的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月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