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把各路大权集于一手之中：党、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由于手中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总书记同志，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洛哥夫博士说。跟其他人一样，他使用官场称呼。“这是一个切实的计划，一个积极的措施，一个建议。它会使英国人陷入大动荡，从而使萨拉热窝事件和柏林赖什塔格大火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管它叫‘曙光计划’。”
他花了一个钟头才读完计划的全文。他不时抬起眼皮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总书记是大型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洛哥夫博士终于读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这很担风险，”总书记平静地说，“有什么保障措施没有？使它不会像——其他行动那样引火烧身。”
他没有说出那个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在克格勃的最后一年，沃伊蒂瓦事件的惨败使他大伤脑筋，花了三年时间才使那场喧嚣和谴责平息下去。全世界的舆论都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这真使苏联出尽了丑。
1981年早春，保加利亚保密局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内部的人从西德拖到一条怪鱼。保加利亚是苏联忠实驯顺的卫星国，但出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深深地卷入了土耳其及土耳其族人的纠葛之中。他们发现的这个人是个恐怖主义职业刺客，受过黎巴嫩极左派的培训，为土耳其极右派格雷·沃尔弗斯当枪手。他越狱逃到西德。奇怪的是，他表示要刺杀教皇。他们该怎么办呢？把这位穆罕默德·阿贾扔出去不管呢，还是给他钱、给他假证件、再加上一支枪让他去干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克格勃的反应应该是谨慎的——干掉他。但现在情况不正常。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波兰教皇，是一个主要威胁。波兰在怒吼，在那里，（共产党的）统治将要很快被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所粉碎。
持不同政见的沃伊蒂瓦已经对波兰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苏联看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克格勃回答保加利亚说：你们干吧，但我们不过问。1981年5月，阿贾揣着钱、假证件、还有一支枪，被陪送到罗马，并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便孤注一掷，结果是许多人送了命。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洛哥夫博士说。这个“曙光计划”基本上是他策划的，并随时准备为它辩护。“沃伊蒂瓦事件由于三个原因而酿成大错：被刺者没有死；凶手被活捉；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替罪羊，比如说，意大利或美国的极右派。应该有一连串有力的证据，使全世界相信，阿贾的后台老板就是右派。”
总书记像鸡吃米一样地点着头。
洛哥夫接着说：“这次，情况大不一样。每一步都有回旋的余地和金蝉脱壳的办法。执行人是一名高级职业特务，在被捕之前，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多数制品看起来都是无害的，没有人会追溯到苏联这边来。执行人在事发之后绝对活不了，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合措施，使矛头无疑地指向美国。”
总书记转向马尔琴柯将军，问道：“行吗？”
三个委员都觉得不大自在。马尔琴柯若是做出什么反应，大家都会很容易地随和他。但他什么也没表示。
马尔琴柯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很可行。我认为需要10到16个月才能完成。”
总书记问菲尔比说：“上校同志呢？”
菲尔比说话结巴得更厉害了。他在紧张时总是这样。“至于风险嘛，我还拿不准，技术上的可行性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效果——它肯定会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票倒向工党一方。”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
“总书记同志，我反对。我认为，它的施行和产生的可能后果都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违背了的条款。这个议定书一旦被破坏，大家都要遭殃。”
总书记似乎陷入了沉思，谁也不想打搅他。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凝思了5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没有笔记，没有录音，外面也没有这个计划的废纸，是不是？”
“没有。”四个委员一致说。
“把文件和封套都给我。”总书记说。他接过来后，以一贯的单调的声音继续说：“这个计划很残酷、很毒辣，具有冒险性，也特别危险。现在委员会解散。你们各回各的岗位，不要再提非常委员会了，更不能提‘曙光计划’。”
四位卑微而虔诚的人站起来之后，他仍然坐在那里瞪着桌子出神。他们无声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几乎谁也没看谁一眼，便被引到楼下，向他们各自的汽车走去。
在空旷的院子里，各自钻进汽车。菲尔比坐在自己的伏尔加里，等着司机葛利高利叶夫发动引擎。但司机却坐着不动。另外三辆车都开出了院子，出了门洞，驶上林荫大路。菲尔比的车窗上有人敲了几下。他放下车窗，看到巴甫洛夫少校的脸。
“请跟我来，上校同志。”
菲尔比的心格登一下子。他明白，他知道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