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裁。而南非人是掌握大部分情况的。当他们下野、保守党于1979年5月东山再起之后，这种关系又继续下来，原因是由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非人民那里有很好的关系网。
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正是由于英国从西德得到信息，说东德与南非海军准将迪特尔·格哈特的老婆有联系，而使他后来被当做苏联集团间谍遭逮捕。英国还利用秘密情报局包罗万象的档案，抛出几个人的材料并透露给南非，说这几个人是苏联派往南非的间谍。
1967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当时国家保安局的一名叫诺尔曼·布莱克本的特务在赞白吉夜总会当酒吧招待，与一位花园小姐过从甚密。这些花园小姐都是唐宁街10号的秘书，因为他们的工作间都朝向花园而得名。
这位陷入情网的海伦（她的名字从略，因她早已建立了家庭）在案发前曾交给布莱克本一些精选的文件。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打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事，从葡萄酒走味到农业歉收，哈罗德·威尔逊都归罪于南非国家保安局。
后来，关系有所好转，因而，英国派到南非一个站长。站长一般住在约翰内斯堡，提供南非全国情报局的情况。英国对南非的领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南非也在驻伦敦大使馆中安排几名工作人员（秘密情报局知道他们），并在馆外也有几名（英国保安局监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监视南非革命组织（像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等等）在伦敦这边的活动。只要这些南非人规规矩矩，就不去动他们。
英国在约翰内斯堡的站长设法与亨利·皮埃纳尔将军进行了私人接触，并向伦敦的上司报告了这位全国情报局的头头说了什么。奈杰尔爵士于3月10日召开了帕拉很委员会会议。
“伟大的善良的皮埃纳尔将军发誓说他对我们保持精诚，对简·马雷毫无所知。他声称马雷现在和过去从来没有为他工作过。”
“他说的是真话吗？”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在这种事情中，谁也不敢保准。”奈杰尔爵士说，“但是，他可能说的是真话。有一点可以看出，他应该知道，我们发现马雷已经有三天了。如果马雷是他的人，他知道我们会进行强烈报复的。他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有撤走。我想，如果他觉得有罪的话，他就会撤人。”
“那么，这个马雷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佩里·琼斯爵士问。
“皮埃纳尔声称，他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奈杰尔回答说，“他还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个人到那儿和他们共同进行调查。”
“现在贝伦森和马雷的情况怎样？”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向代表五局的哈考特·史密斯问道。
“两人都在严密监视中，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没有抄家。只是昼夜地邮检、电话监听和盯梢。”哈考特·史密斯回答。
“你要多长时间，奈杰尔？”普鲁姆问。
“10天。”
“好吧，10天为限。10天以后，我们就要用所能掌握的材料对他起诉，并要做出损失估计，不管他合作还是不合作。”
第二天，奈杰尔·欧文爵士到法纳姆附近的家中去拜访病休的伯纳德·亨明斯爵士。
“伯纳德，你的那个人，普雷斯顿，我知道他很了不起。本来我可以派自己的一个人去，但我喜欢他的作风。能把他借给我到南非去出一趟差吗？”
伯纳德爵士同意了。普雷斯顿乘了3月12日的夜航班机去了约翰内斯堡。直到他上了飞机，这个消息才传到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办公桌上。他气得火冒三丈。他知道，他被踢到一边了。
12日晚，非常委员会在库图佐夫大街的住宅中向总书记作汇报。
“你们给我搞了什么了？”苏联总书记小声地问。
克利洛夫教授，作为会议主席，向洛哥夫博士示意，后者便打开卷宗读了起来。
菲尔比在总书记出席的情况下，虽然有些紧张，但总是被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所感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绝对权威者给他们提供了苏联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菲尔比在权力和用权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这位苏联各个领域中独揽大权的总书记的心狠手辣和残酷无情，使他羡慕不已。
几年前，这位总书记成为克格勃的权威主席时，并不是勃列日涅夫委派的，而是那位政治局里不公开的国王、党的理论家米哈依·苏斯洛夫的主意。由于没有依靠勃列日涅夫，他就长臂独揽了这个秘密组织。所以，使克格勃没有变成勃列日涅夫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1982年5月，苏斯洛夫死了。在勃列日涅夫日薄西山之际，他离开了克格勃，来到中央委员会。他没有犯那样的错误。
继承他的克格勃主席的是费道尔丘克将军，是他一手安插的。在党内，他巩固了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在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等待时机，最后终于爬上了显位。在上台后的几个月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