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秘密议定书

    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将英国工党的历史及其强硬左派在过去25年间的渗透和最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提纲挈领地谈一下。我认为，只有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才能纵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和今后数月的前景。

    自从休·盖茨克尔陷入不可救药而死去之后，英国工党的发展几乎在踏步不前，它的历史已被莫斯科写出来了。

    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工党的内部一直存在着竭诚亲苏的马列主义势力。但是，在该党的历史上，这股力量还是很小的，不能操纵事情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该党领导阶层的选举和该党的领导力量。

    只要工党处于专断的克莱门特。艾特利或狂热的休·盖茨克尔的流毒影响之下，这种状况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这两个人的手中都攥着“清党名单”。按照这个名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随者都是工党的败类，不能允许他们加入工党，更谈不上在党内担任工作。

    休·盖茨克尔1960年在斯卡博罗党代会上叫嚣为工党的（传统）精神“斗争、斗争、再斗争”。1963年1月他死了后，党的领导权落在哈罗德·威尔逊手里，一直掌权13年。在这13年中，他的两个特点给工党带来很大影响他与艾特利不同的是，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与盖茨克尔不同的是，他尤忌斗争、主张妥协。针对他的这种特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地打入了工党内部。

    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项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称全执委）里，亲苏的我们的朋友们采取投石问路的策略，设法通过了一个决议，从“清党名单”中划掉了“劳工研究部”。这个“劳工研究部”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团体。值得庆幸的是，该党中央对这项动议没有驳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执委中的强硬左派便全部吊销了“清党名单”。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党内马列主义小组的意料之外。那时，他们之中少数人是太嫩的新手，但多数都是30年代就亲苏的马列主义者。他们需要在工党内扩充势力。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许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党之外，并且有一大批强硬左派政治活动者在寻求政治归宿。现在大门敞开了。正是这些人，不同年龄不同组织的人，大量地拥进了工党的队伍之中。

    随着日月的流逝，大多数老党员，尽管他们在艾特利和盖茨克尔那些前途渺茫的岁月里一直在党内维持着党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还乡了。现在，已是新的一代——15年前很年轻，但现在已经成熟了的一代，组成了强硬左派，他们不仅在党内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在各阶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来，在全执委中，强硬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有用的工具，使该党的党章和上层领导成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总书记同志，我所说的“我们的朋友”在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中是指哪些人。他们包括两种人：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我所说的自觉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蜕化出来的人，这两种人都仇恨莫斯科，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极强硬左派。这种人具有献身精神，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不珍视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毫无用处的英国共产党员。他们是莫斯科的坚定朋友，十有八九会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办事，甚至有些意图不能向他们讲明，他们也能去干。有些人则认为是在靠“觉悟”或为了“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悻。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就是两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