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的马列主义中流批柱是在工会运动之中，工会的中坚分子总是比工党在议院里的中坚分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是工会一方起主导作用并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达到顶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尔逊重新掌权时，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会。如果他把工会推上来，就会使工党破裂并且丢掉交椅。那时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冲天涨的人头税，使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和财政上都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失去了对工会和经济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大动荡到来了。威尔逊宣布，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把政权拱手交给杰姆斯·卡拉汉。
当年夏末，英国经济濒临危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会给以大量的紧急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不理睬，认为不符合条件。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只好书面请求工会的负责人遏制工资和接受削减公用开支。
菲尔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多事之秋，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当英国工会的负责人与莫斯科接触和聆听如何办的指示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聆听者和得力的参谋。遗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纪内战以来，英国一直没有被革命势力所掌握；自从那时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机旁。
您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莫斯科的建议是：工会要重视卡拉汉政府要求节制的号召。不到两周，工会的战斗意志就垮下去了，对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协约”作了让步。时至今日，英国自己还仍然蒙在鼓里。所以，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您应该了解的情况，因为它与下述情况有关。
应该重视财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数百万的工人推到街头去与军队和警察对峙。这里有一个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原因。正如那时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争辩的那样，所有的历史教训都证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军队和警察之中、并使其大多数人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支持游行示威者之时，群众运动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杂牌民主。
在英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尽管多年来一再努力，以便在工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在英国从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我认为也是对的——英国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于女皇、王权和英国政府（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权力），并且服从他们长官的命令。
只要有这种状态存在，任何想从大街上而不是从议院内去改变英国历史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失败，它会使我们真正的朋友的事业倒退，不倒退半个世纪的话，也要倒退几十年。
从那以后，便开始努力改变英国革命的这个薄弱环节，着手于在警察和军队内开展工会活动，但没有收到成效。杰姆斯·卡拉汉过去曾是警察联合会的顾问，他不允许开展这样的活动。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这种活动便被抛出了窗外。
我们的朋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自从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权力后，通过出版社和宣传工具，在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中，他们或者亲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别中的激进年轻人作为突击队，开展不屈不挠的运动，来贬低、低毁和破坏英国警察。目的当然是为了削弱或摧毁英国大众对警察的信赖，而这些警察却是世界上最和蔼和纪律最严明的。
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显著。偶尔靠揭露当地的弊端、抨击当地的腐败和警察的暴行等，取得了一点成绩，并发动了几次组织严密的骚乱。但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却是顽固地墨守成规和服从法制，而中产阶级也总是站在警察的一边。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靠“工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发动千百万群众走上街头去推翻选举的政府，完全是蠢人的举动。现在应该走的道路是“议会道路”，不知不觉地、迂回曲折地开展工作。归根结底，这是最有效的途径。
这种通过议会道路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途径，现在已经踏上了胜利的进程。这种结果应归功于强硬左派打入工党内部运动的巨大胜利，归功于工党结构的巨大变化，归功于1983年大选悲剧以来我们真正的朋友所采取的自我否定政策的胜利。
由于与1976年秋季所贯彻的工业道路分道扬镳，我们在工党内的马列主义朋友们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控制了该党的命运，采取了有效的方案，三年前废除了“清党名单”。
工党始终像是一个三脚架一样靠着三条腿：工会。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