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个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家。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新生活，真诚地相信这里的哲学和最后的胜利。有什么可不相信的呢？为此，他花费了27年为之效劳。在6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他曾经感到欢欣和顺利。当然，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他还是受人尊重的佼佼者，五大明星之一。另外几位是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布莱克。他们都深深地打入了英国机构的内部，而后又背叛出来。
伯吉斯是一个酒鬼和鸡奸狂，早早就见了阎王爷。麦克莱恩先是失去了信心，后来自1951年起，就一直住在莫斯科。到1963年，他感到厌烦透顶，那时，梅林达也逃了过来，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便把一切都发泄到她的身上。麦克莱恩后来变得失望和愤恨，终于身患癌症，含着对主子的仇恨，也背负着主子对他的仇恨死去了。布伦特受到打击，又声名狼藉地回到英国。这样，就剩下他和布莱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妒忌布莱克的。布莱克完全同化了，踌躇满志。布莱克邀请他和艾丽达一起去过年。当然了，布莱克是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背景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犹太人。
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被同化。过了头5年，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而且口笔相应。但他仍然保留着明显的英国伦派头。此外，他开始恨这个社会，这里完全是一个死也不会改变的异国他乡的社会。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来了7年之后，他在政治上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全都是谎言。他能看破这一点也确实不简单。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活力都花费在一个谎言上了。为了谎言而说谎，为了谎言而背叛，抛弃了那块“绿色的和偷快的国土”，一切都是为了谎言。
多年来，作为一种权利和待遇，他一直能直接看到英国各类杂志和报纸。他向有关方面报告鼓舞人心的罢工消息的同时，也关心着板球比赛的记录；在准备破坏性反情报的同时，也观察杂志上那些他所熟悉的旧地；给克格勃高级人物，甚至包括主席本人当参谋，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颠覆那个小岛的同时，也不引人注意地坐在国家饭店酒吧的高凳上，聆听着英国人用母语饶有风趣的谈笑。在过去的15年，一直有一种失望的空虚感，吸烟饮酒，寻花问柳都不能排遣这种惆怅情绪。他对自己说，太晚了，永远也回不去了。可是，可是……
门铃响了。他觉得有点奇怪。和平大路11号位于莫斯科中心的一个僻静地点，归克格勃所有，居民大都是克格勃的人和少部分外交部的人员，任何来访者都得在门口登记。不会是艾丽达，她有钥匙。
他打开门，有个人站在那里，看起来很年轻，也很结实，穿着剪裁合体的大衣，戴着皮帽子，没有帽徽。那人的脸显得冷漠，但不是由于外面的冷风。因为脚上的鞋表明，那人是由温暖的车中进入这温暖的大楼的，鞋上一点儿冰雪的痕迹也没有。那人深邃碧蓝的眼睛盯着他，既看不出友好，也看不出敌视。
“菲尔比上校同志吗？”那人问。
菲尔比不禁一愣。他的挚友们，像布莱克夫妇以及其他几个人，管他叫基姆；而别人呢，多年来都称他化名。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管他叫菲尔比。他在退休名单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克格勃上校。
“正是。”
“我是巴甫洛夫少校，第九局的，下属于苏共总书记办事处。”
菲尔比知道克格勃的第九局。这个局负责管理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办公大楼、住宅大楼的警卫人员。在党的机关大楼内和举行仪典时，在服装方面，帽子上都戴有明显的铁蓝色条带，佩着肩章和领章。他们就是过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但成为私人卫兵时，就穿起剪裁精致的便服。他们必须是身体健壮，受过良好训练，忠于职守的人，并且随身佩带武器。
“哦。”菲尔比说。
“这是给您的，上校同志。”
少校递过来一只质地精美的长信封，菲尔比接了过来。
“还有这个。”巴甫洛夫少校说着，又递过来一小块硬纸片，上面有个电话号码。
“谢谢。”菲尔比说。少校再也没说什么，稍微低了低头，然后转身，顺着走廊走了。一会儿，菲尔比从他的窗口看到一辆乌黑锃亮的海鸥牌轿车从门口开走了，车上挂着中央委员会显眼的号码牌，开头的字母是MOC。吉姆·劳令斯用一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社会杂志上那幅照片。尽管这幅照片是一年以前拍的，但也可以看出这就是今天早晨所看到的、跟丈夫一起乘车朝伦敦以北去的那个女人。她站在受褒奖的行列中，旁边向她祝贺的正是亚历山德拉公主。当时她佩带的正是那套戈兰钻石。劳令斯每采取一次行动之前，都要进行几个月的研究。他对这套钻石的来龙去脉比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还要清楚。
1905年，年轻的马盖特伯爵从南非归来，带回四块未经琢磨的大钻石。1912年结婚时，他让伦敦的卡梯叶宝石店给加工，以作为送给年轻夫人的礼物。卡梯叶又委托阿姆斯特丹的阿斯彻宝石店加工。阿斯彻宝石店自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