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放着一支阿马利特步枪的轿车，出乎意料地遇上了一处由皇家北爱尔兰警察设置的路障检查站。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担心车上的步枪会使他在梅兹监狱里蹲上几年，于是他试图闯过关卡。
他差不多就成功了。假如他经验更丰富些，他也许可以成功，在这辆偷来的汽车窜上前来时，路障处的那位中士和两名警察不得不跳到了一边。但站在后面的第四名警官端起他的步枪，朝疾驰而去的那辆轿车发射了四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小伙子的头颅。
他只是一名送信的小青年，但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应该获得一次享有军荣的厚葬。葬礼在死者家乡的村庄举行；那是在南阿马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得到了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的抚慰并被要求做一件好事。他们是否同意让一名来访的教士作为该家庭的多年老朋友，代替教区牧师主持葬礼仪式？这个家庭的成员全都是强硬的共和党人，且有另一个儿子因谋杀罪而被判终生监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仪式及时地由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主持了。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北爱尔兰被埋葬时的一个小小的已知事实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往往把葬礼作为一次会面的机会，互相交流情况。仪式受爱尔兰共和军“铁杆人员”的极为严密的控制。每一位哀悼者——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的拥护者。在南阿马、费尔马纳和南泰隆，有些小村庄的全体村民都是狂热的支持者。
即使在仪式中使用了电视摄像机，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头头们能避免被观众分辩出他们说话的口型变化，从而轻声低语地讨论计划、作出决定、交流信息，或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一名英国士兵或皇家北爱尔兰警察，即使想走近参加葬礼的人群，也会引起一场骚乱甚至是那名士兵或警察被杀死，这种事情已经有过证明。因此，监视的手段是长焦距的照相机，但这种设备无法听到从嘴边咕哝出来的谈话声。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常利用神圣的葬礼来计划进一步的破坏行动。英国人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很快行动起来了。有人曾说过，一名英国绅士所获悉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在它停止作为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所以英国人对棺材实施窃听。
葬礼前夜在巴里克莱恩，两名穿便衣的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闯进了摆放着那口空棺材的葬礼厅。那具尸体，按爱尔兰传统，仍摊放在街那边那户人家的前厅里。其中一名士兵是电子专家，另一名是熟练的木匠和漆匠。一个小时之内，那只窃听器被植入了棺木里面。窃听器的使用寿命不长，因为次日午前它将被埋入地下6英尺处。
第二天，在村庄上面山腰上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特空团官兵们监视着这场葬礼，一架镜头像火箭筒那样的照相机拍摄了在场的每一张脸面。另一名战士监听着来自棺材木料中那件设备发出的声音；现在灵枢正穿越村里的街巷进入教堂。那件设备录制了整个葬礼仪式的声音，战士们注视着那口棺木重新出现并被送往那处空墓穴。
那教士的黑色长袍在晨风中翻卷着，他拖长音调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把一撮泥土撒在了正被吊下去的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木上的声音把负责监听的士兵吓了一跳，声音太响了。在墓穴上方站在德莫特·奥布赖恩身旁的那个人是英国人所知道的，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他们低下头颅，隐藏着嘴唇开始说话了。
他们说话的内容被录入到山腰上的那盒磁带里。录音磁带被送到阿尔德格罗夫机场，然后又送到了伦敦。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行动，但其结果非常重要。奥布赖恩神父向军事委员会详细汇报了卡扎菲上校的赠礼事宜。
“有多少礼物？”两天之后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安东尼爵士问到。
“20吨，安东尼。那是他要提供的。”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看完之后，MI-5局总局长即合上卷宗把它放回到他的公文箱里了。那盒磁带没出现在这里。安东尼爵士是个大忙人，他所需要的只是阅读情况的梗概。
那盒录音带已在伦敦的MI-5局放了一天多，专家们正在抓紧工作。音质当然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是，窃听设备是通过棺木中一条半厘米的缝隙来努力倾听话语的，而且谈话开始时棺材正被吊下墓穴。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混有各种杂音：那个死者母亲在旁边的号哭声，清风吹过空墓穴和吹动教士长袍而发出的飒飒声，戴着高筒黑礼帽头盔的爱尔兰共和军仪仗队朝空中发射三颗空炮弹时的劈啪声。
广播电台肯定会认为该磁带录的是一团乱糟糟的声音。但这盒音带决不是用于广播。况且，电子强声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声学工程师们仔细地区分出那些背景杂音，把话语声“提升”至一个不同的频率模式并把它们与所有其他声音分离出来。主持仪式的教士以及站在他身边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的讲话声肯定得不到演讲大奖，但他们所说过的话已经是够清晰的了。
“那么条件呢？”安东尼爵士问，“肯定还有条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