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山了，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莱莫尔森部下的一名年轻的上尉偶尔走进了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走了。我追在他身后，大声叫喊我这里需要一些帮助。他从肩上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他也许确实做了一些事情。1个小时以后，第14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手推车的药品。有敷料、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新伤员来到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20人，使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220名。在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在城墙外面，炮声似乎最后停止了。我猜想盟军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的进攻，以攻占锡耶纳城。于是我祈求我们也许能幸免于难，但知道希望渺茫。所以，最后院子里很静，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和哭声，以及偶尔的尖叫声。
“我听到了她的衣袍接近我时所发出的声音，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坦克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他的半边下颚。我转过去，她就在那里，把一条毛巾浸到木桶内的清水里。她微笑了一下，开始穿行在地上的伤员之中，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并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那些敷料，但她继续着。”
“她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的。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我没有发现的情况。不是她所穿着的那件棉布女衬衫，而是那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服装。然后我明白她一定是来自于锡耶纳市内某一座女修道院。而且那件服装上面有一种设计，盖在浅灰色上面的深灰色。这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了，垂下来后成了45度。”
从屋顶上方传来发自那座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旗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原先一直被关在波得斯塔那座院子里的10匹马正被引向沙地赛道。它们身上有马勒，但没有马鞍，因为这是一次光背骑马赛。在裁判的看台前，又响起一阵响亮的欢呼声。
在那座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了伤的脚踝。
“我想现在我能这样慢慢行走了。”她说。
“再等几分钟，宝贝，”她的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的20个，也就是最后的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带着新的设备和药品去为头天晚上的那些伤员作进一步的治疗。我现在有了吗啡、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平静地死去。”
“有人死了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从井里取来的凉水擦洗他们的脸面，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努力想去拉拉她，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在24小时里，我一直在咀嚼安非他明以保持在下半夜时不会睡着。在药品用完之后我已经没事可做了，勤务兵们已经在那道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上、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了一户锡耶纳家庭曾经吃饭过的那张手术台旁边，把脑袋枕到双手上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当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搜寻食物，带回来一满罐正宗意大利咖啡，是战争开始时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一杯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在整个院子里巡视一遍，俯身去检查了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是很高兴的。”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的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医术经验那么缺乏。”
“这是7月2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盟军最后攻进来了？”
“错了。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了的指挥官之一。他是在1940年获得他的元帅军杖的，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在被打败时，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的撤退过程中，是很难打仗的。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了奥地利。到1944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更为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及供应品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盟军本应该在仲夏时就能够横扫整个意大利。凯塞林使盟军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