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手榴弹的弹片。天黑后不久，那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一个姑娘。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姑娘，他这么假定。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也许20岁刚出头，长相奇异。他看到她在盯视着他。他点点头，她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长相奇异？”
“鹅蛋脸、肤色苍白。模样非常安详。短发，但不是剪成当时流行的一刀齐发式，而是那种向下卷曲的齐肩发型。相当整齐，不是卖弄风骚的发型。她穿着一种淡灰色的棉布女衬衣。”
“她帮忙了吗？”
“不，她走开了。她静静地穿行在那些男人之中。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一下，去擦拭伤员们的额头。他继续工作着，因为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那张手术台上。即使他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仍在继续工作。他才24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努力不出差错，把骨锯在酒精中消毒一下就开始缝伤口，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使用。伤员们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地说，“你曾经是那位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曾经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美国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人缓慢地点点头。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的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
“安静点，宝贝。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卡姆波广场，游行队伍已经离开了竞技场，其参加者也已经在广场上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个同业公会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显耀他们的挥舞旗帜和旗杆的技术，随着鼓乐的节拍在空中编织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一次敬礼，也是为他们各自的同业公会赢得那只银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外科医生的故事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那些勤务兵与我一样疲劳，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那张桌子上，而我在尽我的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次间歇期。通过那道拱门进来的担架流减少了，最后停止了。我有时去洗手，并在伤员中去清点夜晚时死去的人数，并要求把他们埋葬。”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那天7月1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3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一条腿被打断了。我都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的手术。他们都是坚定的禁欲主义者。他们静静地躺着，面朝上，也许想起了在为法兰西战斗和牺牲之前他们家乡马格里布的荒凉和干燥的山丘。他们知道他们会死去，等待着真主来把他们召到身边。但他们没死。
“就在你太太坐着的地方，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在他被抬进来时，他的双手交叉按在他的肚子上。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正在努力把他自己的肠子从撕裂了的腹壁往里塞。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那些肠子放回到原先的位置里，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我没有血浆。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叫他的母亲。我应着他，直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后气温升高了，即使太阳没能从那些屋顶上方直接照射进来。我知道当太阳照到时，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只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了廊柱下的阴凉处，但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失血和昏迷所没有起到的作用，将由太阳去起到。
“那些在廊柱下面的人是幸运的。那里有3个英国人，全都来自于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讨香烟。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是国际性的。我告诉他由于肺部被弹片撕裂，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真是发疯般的英国幽默。但他很勇敢。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回到家乡，但还是忘不了开玩笑。
“在担架兵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3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感谢上帝，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3名勤务兵在一个角落里痊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美国人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我的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搜寻任何绳索和带子以及更多的床单。我们在院子的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铺了上去，并用晾衣夹子夹住，形成了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升上来了。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我的勤务兵们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经过12个小时的暴晒，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