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奈尔、克拉克、麦克多诺、帕德里克·皮尔斯。当然，得想到伯父皮尔斯。
我因不满于我的愚蠢而咕哝着。所有这些全是废话，英国军队中还有其他犯人，如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逃兵，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都被枪毙了。那些日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类型的犯罪都是要强制判处死刑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在夏天。”普赖斯曾说过，那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从5月到9月底，对于一个小国来说，1916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可谓重大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二等兵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摒弃了这些思绪，进入了梦乡。
我们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黎明之后，阳光就照进了屋子。院子里母鸡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俩都从壶中倒了一些水，洗了脸，我把胡子尽可能地刮干净。然后把用过的水通过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还能够湿润一下干燥的土地。我们又穿上昨天的衣服，下了楼。
普赖斯夫人在餐桌上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碗牛奶咖啡，还有面包和黄油，非常可口。她丈夫没有露面。我还没喝完咖啡时，普赖斯夫人把我叫到院前。在那儿离大路不远处的堆着牛粪的院子前面停放着我那辆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那个修车厂的主人。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会帮着我翻译一下，可是哪儿也找不见他。
那位修理工解释的时候口若悬河，我只听懂了一个字，他反复重复法语‘汽化器’这个词，然后又做着对管子吹气，以便吹走管中尘土的动作。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学一学汽车基础课程，他向我要了1000法郎。在戴高乐发明新法郎以前的那些日子，1000法郎大约相当于1英镑。他递给了我汽车钥匙，和我道了别。
我和普赖斯太太结清了账，又是1000法郎（在那个年月，确实花一小笔钱就可以在外国度假）。随后便叫伯纳黛特出来。我们装上了行李，上了车。汽车立刻发动了。普赖斯太太最后挥挥手，然后就进屋了。我马上倒了车，朝着公路驶去。
我刚刚上了路，这时，我听到有人大叫一声，便停了下来，透过开着的挡风玻璃，我看到普赖斯穿过院子向我们跑过来了。此时，他手里拿着他那把大斧子，他握在手中轻得像一只牙签似的在眼前挥来挥去。
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如果他有这种念头的话，他可能把我们的车砍成碎块。随后我看到他的脸上喜气洋洋的。他的喊声和挥动斧头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以便让我们停下来。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他的大脸盘子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他像是一个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做了什么特别事情的快乐的孩子似的。
“想起来了？”我问。
他点了点头。“记起来了，”他重复道，“我那天早上枪毙的是一个叫皮尔斯的诗人。”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那里惊呆了，一动不动，毫无反应地盯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想让我们高兴，但是他没能做到。他把我的问题太当回事了，害得他想了整个一晚上。其实这些事情与他有什么相干呢？10秒钟以前，通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地赶上了我们，而我们却毫无表情，并且无言以对。
他垂头丧气。他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过身去朝着棚子后面劈木头的地方走去，一会儿，我又听到了劈木头的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
伯纳黛特坐在车子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咬。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幅画面：多年以前一位来自朗达山谷的、高大的、笨手笨脚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驻地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枪和一枚子弹。
伯纳黛特说话了。“简直是个魔鬼。”她说。
我往院子里劈木头的地方望过去，就是那个手握斧头上下挥舞的人曾经用过一枚子弹引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了独立的道路。
“不是魔鬼，亲爱的，”我说，“不是魔鬼。仅仅是一个军人，履行了军人的天职。”
然后我挂上挡，朝着通往伯尔格拉克的路开去。
（陈连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