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和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来说是无缘的。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了，他或许为此而感到高兴过。不晓得这位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伙计是否为什么事所高兴过或悲伤过。
“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什么事儿？”
“是一次处决犯人。”他说，然后又一门心思地喝起汤来。
伯纳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着这时屋子里的气氛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话也听不懂，而她的丈夫显然是过于迟钝了，因而，他俩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我本应该不去理会才是。
毕竟在那种年月里，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芒特乔伊都被绞死了。但他们是被狱卒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士兵来干这种差使吗？而且在英国士兵当中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根据军规，经过法庭审判，也是要处死的。但是他是被绞死还是枪决呢？我不知道。
“你还记得这次处决是什么时候吗？”我问。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赖斯先生平静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接下来，他摇了摇头。“很久以前。”他说。我想他可能在撒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
“你在行刑队吗？”我问。
他还是像以往那样想了一会，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作为一名行刑队的队员一定是什么样子。眯着眼用枪瞄准另一个被绑在60英尺远的杆子上的人，辨认出心脏的位置，把准星定在那个活人身上；一听到射击的命令，立即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一声，接着又会听到人体倒地的声音，然后看到这个被捆住的人脸色惨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后回到营地，擦拭步枪，吃早点。谢天谢地我从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样的场面。
“尽力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尽力想了，他真的是尽力了。你几乎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努力回忆。最后，他说，“1916年，我想是在夏天。”
我向前探过身子并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头看了我一下，目光中并没有狡诈，只有耐心地询问。
“你还记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个人是谁？”
但对他来说太难了。尽管他尽了力，但他还是没能记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太久了。”他说。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冲着普赖斯先生的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要去睡觉了。”她对我说，“不要待得太久了。”
20分钟过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坐在火炉旁边的太师椅上，没抽烟，也没看书，眼睛盯着火苗，一副恰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很黑，我不想点亮煤油灯。借着窗户外的月光，脱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着，但我知道她并未睡着。她在想着心事，我也是如此。在1916年明媚的春天里，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划着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在当时，这个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把邮政大楼和几个其它大型的建筑给捣毁了。
成百上千的士兵开过来，用枪炮血洗了他们。但其中可能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军营中的无聊二等兵普赖斯，如果有的话，他会记起这个情景的。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是瓦砾、死尸和奄奄一息的人们。有爱尔兰人，也有英国人。最终邮政大楼里被击败的造反者被带走了，他们死也不投降。这些叛逆者挂到楼顶上的鲜艳的绿、橙和白三种颜色的旗帜被轻蔑地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旗子。
现在的学校当然不教这段历史，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当叛逆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经由水路去往利物浦监狱途中，都柏林人，其中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们，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人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本来这件事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却做出了一个愚蠢的、疯狂的决定：5月3日到12日在基尔美因哈姆监狱处决了16名反叛领导人。在一年之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在1918年大选中，独立党在全国所向披靡。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终于获得了独立。
伯纳黛特在我身旁辗转反侧，不能人睡。她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5月份那几个令人心寒的早晨，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行刑队的士兵们穿着带钉子的靴子，从驻地向监狱进发。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着，一直到犯人被押上来。犯人们被带到远处靠墙的柱子旁。
她想到了她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一定在想着他。他是她父亲的胞兄，是她很崇拜但又在她出生之前就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在监狱中，他伯父拒绝和狱卒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最后，他高昂着头，在太阳要升出地平线的时候，倒在了枪口下，还有其他的几个……